一个星期天下午，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汪敬熙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北大学生，签下名字后鱼贯而入。他们利用星期天阅览者人少的机会，围坐在一起。毛泽东很感兴趣地注视着这群和他年龄差不多却已蜚声文坛的年轻学者。从他们清晰的谈话中，知道他们是商量办《新潮》杂志的诸多事宜，讨论办刊宗旨，研究创刊的稿件。

在豆腐池九号杨昌济家，毛泽东已听自己的老师说，傅斯年、俞平伯等向校长报告，组建“新潮”的计划。蔡校长很支持这些意气风发、心怀大志的大学生，亲自为《新潮》题写了刊名，还批准每月拨两千元大洋办刊经费。对此，毛泽东愈加钦佩开明的蔡元培校长。

傅斯年似心中早有成竹，提出三点办《新潮》的宗旨：一是批评的精神，二是科学的主义，三是革新的文辞。俞平伯等人支持傅斯年的意见。他说，《新潮》当是《新青年》的同盟军，一起向即将出笼的北大旧势力的大堡垒《国故月刊》开火。《新潮》刊名英文的意思便有“文艺复兴”之意。

他们的讨论，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联想起今年4月创办新民学会时他提出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主张，遂不由自主地插入讨论。众人一齐打量这位操着湖南土话的管理员，眼神里泛着冰冷。倒是傅斯年与毛泽东先打了个招呼，又向众人介绍说，毛泽东这位工友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也是有为青年，众人才礼貌地点点头。

说到《新潮》，不能不提周作人。那时的周作人，是社会上公认的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一反他温和的个性，总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在人们心目中，早已树立起新文化运动战士的形象，在青年中享有远比周树人高的威望。学生领袖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等在1916年级文学系里读书时，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将他们吸引在一起。他们发起组织“新潮社”，周作人有影响的《人的文学》在《新青年》发表之后，傅斯年立刻在《新潮》上著文，将其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列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

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之前，已在新文化阵营里冲锋陷阵、充当“先锋”的周作人，又以这篇轰动当时文坛的文章确立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1935年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高度评价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在胡适看来，中国新文学运动有两个中心思想：“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胡适热情地赞道：“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最平实伟大的宣言’”，“他的详细节目，至今还值得细读”。

是的，即便是以当今的文学价值观和美学观来看，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以及后来发表的《平民文学》《思想革命》（载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新文学的要求》（载1920年1月8日《晨报副刊》）、《圣书与中国文学》（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等重要文章，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特色和完整的文学观体系，成为新文学运动与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论成就，具有极高的历史性文献价值。

“人的文学”观念，是周作人借鉴当时日本文坛流行的“白桦派”人道主义理论，而其历史渊源则出自欧洲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思潮。

《新潮》一卷五号特将周作人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诗《背枪的人》等转载，并特别推荐。次年《新潮》二卷五号，以“本刊特别启事”宣布周作人为“新加入本社社会”，后周作人又被推为《新潮》主编，成为师生合作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