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还得到了胡适的热情支持与帮助，他把《新潮》视为《新青年》的最重要的姊妹刊物。《新潮》的主将们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等与胡适的交情都很深。他们一开始就也把胡适当成顾问和导师。很长时间他们深受胡适的自由主义哲学的影响，他们和《新潮》在政治见解与学术思想上，都紧跟胡适，并成为胡适的终身知己。1920年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曾以“学生”名义致信胡适，“愿先生终成（我的）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这番元气淋漓、肝胆可见的规谏，足以看出“他们师生间的神交之投契，友伦之纯正”（《胡适传》）。

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早在毛泽东就读湖南师范学校时，胡适因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开创文学革命而声名鹊起，就成为毛泽东钦佩的楷模。此次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毛泽东曾多次去旁听胡适的课。后来，毛泽东与萧三等人经杨昌济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等问题。并且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过新文化运动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毛泽东一度称自己是胡适的学生的由来。可惜，后来人们把这一重要历史细节有意地隐匿了。

1920年1月15日，在胡适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当时毛泽东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友互助团”，为得到社会名流的支持，他去找胡适，就办学的目的与计划请教于胡适。胡适在后来的日记中，追忆了此事：“毛泽东依据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证实了胡适日记的真实性。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后，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提及过他请教胡适的事实，尽管口气不再那么谦恭：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须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好。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做过一篇《非留学篇》。

毛泽东去胡适处取请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时，见胡适在上面提出不少具体的意见和办法，很是感动。他采纳了这些极具真知灼见的意见和办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胡适支持毛泽东的革命活动，毛泽东也很重视和尊敬胡适对他的帮助。

更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入狱。胡适积极营救陈独秀的同时临危受命，接办了《每周评论》。当初陈独秀、李大钊意图将《新青年》办成谈政治的刊物，遭到同人的抵制，遂在1918年岁尾另办《每周评论》，开始讨论政治与时局。

尽管胡适从前很少著文参与政治与时局的讨论，并说“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但他还是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连夜创作的一首抗议军阀的诗歌《威权》，唱颂“奴隶们”造反的正义吼声。胡适还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对陈独秀的人格大唱赞歌，为陈独秀的“爱国爱公理”的革命思想与革命行为大唱赞歌。既表现了“五四”两个巨人间的真挚的友谊，又说明胡适思想是与革命同步的，人格是磊落的。当然，他与别人的不同，在于他不是一个热衷空谈政治的人。在他接办《每周评论》这一谈政治为主的刊物后，便不能全然回避政治了。在他后来的《口述自传》中说：“我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我就决定谈点较基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