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胡适的不谈政治，政治却将他推向了政治的旋涡。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原本旨在改变当时舆论界“空谈主义”的风尚。那时的所谓“主义”，更多的是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而所谓社会主义，便有基尔特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等。对此，胡适在文章中说：“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是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作为群众言论之舆论，总会有争论。首先质疑胡适《问题与主义》一文的是与胡适有过几次通信的蓝志先。他指出“问题与主义并不是相反而不能并立的东西”，而“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这篇文章，胡适将之转载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上。

第二篇是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这原是李大钊从河北昌黎五峰山写给胡适的一封私人信。本无题目，是胡适加了个题目，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胡适在李大钊的文章末尾，加了这样一段文字：“我要做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现在有守常先生抢去做了，我只好等到将来做《三论问题与主义》吧。”

李大钊给胡适的私人信函中，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绝对分离。指出“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信中，李大钊直言不讳地点到他与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与他的某些看法有重大分歧：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扎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好……我可以自白：我就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克主义的。

李大钊没有指责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因即便是李大钊本人，也只是个受到过庞杂思想影响的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上还有民主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观点。他正处在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而作为哲学家的胡适本人也并非没有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从他针对蓝志先、李大钊两文的批评写的《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相当清楚的表述中，看到这一点。胡适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后，似乎并不认为马克思用暴力革命带来“主义”胜利，能真正“根本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胡适说：“蓝、李两军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如此所说的主义，我并不曾轻视”。

在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时，对政治极为敏感的陈独秀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介入。而毛泽东的态度却是鲜明的，他赞成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正确主张。正是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在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且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订了章程和首批要研究的“问题”，如“东西文明汇合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经济自由问题”等，共七十一大类，合计一百四十四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我们有理由认为，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并非尖锐对立、壁垒分明、互为仇敌，而是朋友间开展的正常的学问学术之争，根本扯不上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之争”。另外，我们从胡适与李大钊深厚的友谊并没因这次学术争论而受到丝毫的影响，也可得到印证。

所谓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上升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高度，是一些人在1949年后，我党开展一场批判胡适政治思想运动时，臆造出来，作为一颗炸弹轰击胡适的。但这些人，万万没想到，这颗炸弹轰翻了胡适的同时，也把当时支持胡适的毛泽东搁进去了。于是只能掩盖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