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拥抱之书》中，加莱亚诺爱憎十分分明。他说：“我正在写的这本书，不管是正着看还是反着看，不管是迎光还是逆光，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一眼就能从中看出我的爱憎喜恶。”（“主观性礼赞”）对拉美各国人民，特别对受压迫和受迫害的政界和文艺界人士、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和印第安人，作者满腔热情，为之奔走呼号，鸣冤叫屈，打抱不平。而对独裁政府，他满腹憎恨。他无情地揭露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乌拉圭、智利、阿根廷、萨尔瓦多等拉美一些国家的亲美军事独裁政权和残暴势力。加莱亚诺指责乌拉圭军政府不让民众进行交流：“乌拉圭独裁政府希望所有人都只不过是孤独一人，希望每个人什么都不是：在监狱里，在兵营里，在整个国家，交流就是犯罪。”（“人类声音的礼赞”篇）。他谴责阿根廷军政府残酷镇压诗人赫尔曼一家：“阿根廷的军人们打击他最疼之处，这种凶残会让希特勒患上一种无法治愈的自卑情结。1976年，他们绑架了他的子女，他们带走了他的孩子”，“对他的儿子马塞洛以及他怀孕的儿媳，则杀死了他们，并让他们成为失踪人口。”（“赫尔曼”篇）。作者谴责智利军人1973年策动政变：“那时候，军人们已经篡夺权位，大街上已经血流成河。”（“聂鲁达（二）”）

加莱亚诺之所以如此憎恨军事独裁政府，是因为他本人就亲自受到军政府的迫害。加莱亚诺是乌拉圭著名左翼新闻记者、小说家和散文家，1940年9月3日生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早年经历坎坷，当过汽车修理工、邮递员、广告画工。14岁起就开始在乌拉圭《太阳报》上发表漫画，20岁在乌拉圭进步报纸《前进报》当记者。1971年，他发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1973年乌拉圭发生军事政变，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入狱，后流亡阿根廷。1976年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他被列入黑名单，《血管》一书也被列为禁书。后来，他被迫流亡西班牙。1985年乌拉圭实现民主化进程，由文人执政后，他才得以回到国内。1975年和1978年加莱亚诺曾因小说《我们的歌》和纪实文学《战争与爱情的日日夜夜》先后两度获得古巴“美洲之家文学奖”。2008年7月3日，在蒙得维的亚接受南方共同市场授予的首个南共市“荣誉公民”称号。南共市常任委员会主席、阿根廷前副总统卡洛斯·阿尔瓦雷斯出席了授予称号的仪式。巴西总统卢拉、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等各国政要纷纷发来贺电。自2008年起，他在阿根廷教育部电视频道主持《加莱亚诺谈生活》的节目，在节目中，他讲述拉美文学、艺术、生活和评论时政，颇受欢迎。2009年4月19日，当媒体纷纷打电话问加莱亚诺对查韦斯将他写的书送给奥巴马有什么评论时，他笑而不语。像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一样，加莱亚诺对独裁者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对人民和被压迫者是“俯首甘为孺子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