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正是于丹为中国老百姓设计的“个人坐标”。——这又是怎样一种“秩序”呢？这正是鲁迅早已描述过的“好地狱”：“一切鬼魂们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一切烦恼都自动地在内心化解，不能完全化解，也竭力“克制”，于是无不平、无不满、无抱怨，也就无反抗的四无“太平”世界。这正是要害所在。于丹的《〈论语〉心得》，其实就是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所说的“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所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却偏要向民众灌输，其作用就要“叫卖精神安慰剂”（吴迪：《笑谈于丹》）。而且在为当权者着想的程度和力度上，是超过了孔夫子的。如一位学者所说，孔夫子虽也为统治者着想，但他的立足点，是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让步，行仁政，因此，他的言论的重心是向统治者施加压力，时有尖锐的批评，他之所以不为各国统治者所容，最后成为“丧家狗”，原因就在于此。而于丹的《〈论语〉心得》，却恰恰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而一味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就“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支持现状”的。这样，于丹的解说，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把《论语》“去政治化”，和前述“儒家社会主义”、“儒家政治”、“儒教”的鼓吹不同，但“她的阐释并非像表面是那样与政治毫无干系”（贝淡林：《〈论语〉的去政治化》），也是为政治服务的。

因此，“于丹现象”绝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化现象，也不单是一个思想文化现象，而同时具有尖锐的政治性，也就是说，这是通过媒体的操作实现的商业、文化与政治的结合，这本身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就媒体的操作而言，又是“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入，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胡正荣：《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因此，于丹的“大红大紫”，是有一个过程的：开始只是红极于媒体，具有更多的商业化色彩；以后，就逐渐为各级政府所关注，也就是逐渐的政治化了。

我们在考察2007年所出现的有关孔夫子的当下命运的各种高论中，都发现了知识分子和体制的暧昧关系，于是，就提出了某些知识分子在现行权力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一位于丹的质疑者在批评其“背离了孔子的历史真实形象，背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的或质疑的立场”后，又联想起鲁迅当年在《一点比喻》一文里，提到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它作为一只“带头羊”，走在前面，后面是“一长串”的“胡羊”，“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竞奔它们的前程”。于是，就禁不住要像鲁迅那样，对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带头羊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要把中国老百姓引“往哪里去？”（李木生：《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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