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租的是一个朋友的一居室，在北京丰台区洋桥附近，是一个环境很差的公寓楼，我们在11层。那个脏、乱、差啊，周围垃圾遍地，苍蝇乱飞。就是在这么个环境，开始了我们在北京的学琴生涯。

郎朗的干劲十足，比在沈阳起得更早，5点半就开练，突然钻出钢琴的声音，可把邻居吓了一大跳。第二天，就有人过来敲门提意见。我们一面解释，同时也只好把时间改到6点。第三天，警察上门了。把郎朗吓得够戗，生怕要被送回沈阳。警察要看我们的证件。我告诉他，我原来也是警察，现在为了培养儿子，辞职来到北京陪伴儿子考中央音乐学院，还把报纸拿给他看。但他怎么都不相信一个警察居然会辞职，还以为我骗人，要我跟他去派出所一趟，打电话回沈阳证实一下。我跟他去了，他果然打电话到沈阳公安局弄清楚了情况。第四天，有个小孩过来对郎朗说，你这一弹琴倒好，我的成绩从100分下降到70分了。你再弹，我就会不及格了。我们没办法，只能说请原谅，但琴还得弹。不弹琴哪行啊。不过，慢慢的，邻居方面，关系也逐渐逐渐地融洽了。

郎朗那时该上小学三年级的下半期，我联系了西罗园二小，学校要收很大一笔赞助费，我们哪有钱啊。我就亲自去找校长，还是带上报纸和有关的宣传材料。校长一看，同意免收赞助费，但是说学校有合唱团，有演出，郎朗必须给伴奏。我们说这没有问题，应该的。这样郎朗入学了。当时丰台区有个少儿乐器比赛，所有的乐器一起比，郎朗又得了第一，为学校增了光，郎朗在新学校也开始出名了。郎朗为学校合唱团伴奏，当时学校只有风琴，伴奏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小孩帮郎朗踩风琴脚踏。后来，学校专门添置了一架钢琴，郎朗就用钢琴来伴奏了，那效果相当的好。

那时是1991年底，北京到处搞建设，到处修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我有时候站在我家窗口上往下看，刮大风的时候，那个尘土啊，在天空中直打旋儿。我买了一辆旧单车，骑车带郎朗去中央音乐学院跟老师上课。上课是每周一次，每次路上要骑一个半小时，如果遇上刮大风，沙尘暴天气，路上用的时间会更长。你想啊，到处挖大坑，围起来，路上拥堵，上坡下坎，光是自己骑都够戗，还不用说载着郎朗。郎朗那时候又胖又重，如果再遇上滚滚黄沙，呜呜北风，那车简直就骑不动了。整个路途中，我们像在行军打仗一样，而且还要研究“作战”方案。因为这位新老师，不知道为什么，对郎朗好像总是不满意。那一阶段，我们相当纠结。我和郎朗尽了最大的努力，想让老师满意，可是，我们的努力似乎没有达到效果。老师对郎朗弹琴总是不满意，并且说我们是“土豆的脑袋、武士道精神、打砸抢的风格”。

那些日子，我们经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时刻都担心老师不教我们了。我对郎朗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拼老命也要达到老师的要求，没别的，只能更加努力、用心地练琴。那些日子，我们爷俩一起听课，回家一起分析曲子，分析每一个乐句，没日没夜地练。仔细分析老师的意图，回家反复听上课录音，直练到我们认为完完全全达到老师的要求为止，甚至超前了。

这样学了大概有半年时间，有一天老师突然提出不教了，叫我们去报考二类音乐学院。这对我们无异于晴天霹雳。因为老师是主考官之一，按照附小的入学要求，必须有任课老师同意收这个学生。我又苦苦恳求老师，说我都辞了职，把全部身家都放在郎朗来北京考学上，请老师继续教我们。老师勉强答应了。

可是，只过了一两个礼拜，老师又提出让我们去二类学院报考，而且，这次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过了一会儿，我很谦恭地问老师：“那，我们下一步找哪个老师好啊？”

她大概看我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这么恭恭敬敬，就说，那你就找凌远。凌远是钢琴学科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