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老师家出来，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我们爷儿俩冒着大雨，骑车回家。大雨算得了什么？而且幸好在下大雨，我们爷儿俩都淋成了落汤鸡，这样，郎朗便看不见我脸上到底是雨水还是泪水。

这打击实在太大了。别说才10岁的郎朗，连我自己也遭受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们的希望破灭了。我们从沈阳来到北京，得了那么多第一，被大家看做“天才”，我的工作也辞掉了，全部心血都放在郎朗身上，一切还没有开始呢，就结束了吗？这确实让人难以接受。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看不到路在哪里。

在这期间，老天爷仿佛有意要考验我们，正在我们失去老师，陷入空前的迷茫和人生的最低谷中挣扎的时候，一天，在中央音乐学院我碰见了一个熟人。碰见他，就好比在我们剧痛的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

我碰见谁了？正是当时跟郎朗一块在少年宫参加东北三省少儿钢琴比赛的吕琪和他爸爸。这个男孩跟郎朗一个组，得了第二名。我们在沈阳比赛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父亲在一个大厂的工会工作，有一次他在体育场组织比赛，我看见他了，当时他作为工作人员在场上走来走去，胸前挂个牌儿，神气十足。我当时的感觉，好像他比我们公安还牛。这次他领着儿子来北京是来参加凌远的师生音乐会。而且人家还上台了。

他一见我就问：“怎么样啊，现在？”我能怎么说呢？我简直无地自容啊，只好支吾着说：“嗨，继续学学呗。”“那你们老师是谁？”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说看看吧。所有这些从沈阳来的人，都知道我是辞了职来的，而且已经提前半年来。当时北京有一批沈阳来的学生，包括当初跟郎朗一块儿比的李进已经考进了附小，而且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老师的学生。吕琪的爸爸马上提高嗓门说：“我们—凌远！”那神态，那个牛。我心想，没准儿，他已经知道我们被老师开了的事吧？

他们刚来，竟然一步找到凌远老师了。

回去我把这件事对郎朗讲了，郎朗压力很大，说：“见到吕琪，我们怎么跟他讲啊？他要问我们，我们怎么说啊？”

在这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那个阶段那么绝望过，可以说跌到了绝望的深渊。我工作辞掉了，带着郎朗来到北京，怀着走向世界的梦想。对郎朗的天分我那么坚信，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虽然我口头上并没有对郎朗说出来。可没想到，在北京，还没跨出第一步呢，就……

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一件事。

郎朗说：“我才不回沈阳呢！”

这段时间，郎朗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郎朗这孩子非常懂事，他比过去更加自觉，不惹我生气，练琴更刻苦。虽然没老师，我们还是坚持练琴。我问郎朗，回不回沈阳？我才不回沈阳呢！郎朗说。其实，郎朗很想妈妈，也很想念沈阳。但他知道，我们必须留在北京。这是通向世界的第一步。这一步必须要迈出去。不回沈阳也是我的想法。让我这么灰溜溜地回去，我还不如死呢。我和郎朗的想法总是惊人地一致。

这一天，放学后，郎朗没有按照往常的时间回家，我站在11楼的阳台往下看。每天这个时候，我都会站在阳台上往下看，郎朗总是非常准时地出现在我视线中，放学后他从来不瞎玩。

可是今天他没有准时出现。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仍然没回来。两个小时了，我心里越来越焦躁不安，心想这孩子干什么去了？在这节骨眼儿上居然还有心思去玩，还玩这么久不回家？太不争气了！我完全失去了冷静，所有的苦难和耻辱都在这两个小时里面发酵了。拒绝教我们的那个老师的尖刻话语也回荡在我的脑海里，什么“土豆的脑袋、武士道精神、打砸抢的风格”……所以，当我看见郎朗的身影终于出现的时候，一阵暴怒冒了上来。郎朗一阵小跑回到家里，看到我的脸色，他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第一句话：“你回沈阳吧。”

他说：“我才不回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