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郎朗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二年级。学校不同意在读生留学，必须附中毕了业才可以办。可是等到毕业，至少还得两年。时间对于郎朗多么宝贵，我们不愿意等。听说院长想留住郎朗，文化部也不愿意国内的优秀人才流失。

鉴于这种情况，我担心到时候想走走不了了，心想干脆来个快刀斩乱麻，先把事情办了再说。做什么事情都可能有风险，关键时刻需要胆量和智慧。虽然，我们还没有联系到一所美国学校，更没有一张报名表格攥在手心里，唯一有的是我们的决心。我直接去找附中陈南岗校长，把退学的想法告诉了她。

陈南岗校长非常支持我们，她说：“像郎朗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出去，不管谁不同意，我一定批！”陈校长当场拍板给我们批了手续。她的理解和支持，我们永远感激。

想当初，多少人挤破头，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想挤进这所中国音乐的最高学府，我们也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进来的。现在，我决定再次孤注一掷，先退了学，再全力以赴去联系有全额奖学金的美国音乐学院。我相信，以郎朗的才能和实力，我们一定能找到。这一次，郎朗又和我想法一致。

退完学，我赶紧到沈阳办护照。办护照也是通过过去的关系，直接就办了。帮我办护照的朋友告诉我说，因为郎朗得了几项国际大奖，按照常规手续，我们这边绝对不给办的。

好在没过多久，我们就收到殷承宗老师的邀请，他为我们联系上了克里夫兰音乐学院的天才班。我们正在寻找这样的机会，殷老师就寄来了申请表格。因为殷承宗跟周广仁先生的关系很近，表格是寄给周广仁先生的，我们就请周先生帮我们填表格，对这类表格周先生比我们更熟悉。

去美国留学，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殷老师对郎朗帮助那么大，本来我们打算跟定殷老师。当时殷老师准备到克里夫兰音乐学院任教，要带一个天才班，也需要一些好学生，所以很希望郎朗跟着他学。他给的条件也不错，是全额奖学金，有一台斯坦威钢琴。

这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能不能陪读？他说，这要看情况，但不能保证。他又说了一句话：我是一个中国人，在国外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句话让我心里有了一点说不出来的滋味，但我没有细想。我知道殷老师已经尽力了。这时候我回了一趟沈阳，见到林正纲，他问我郎朗下一步跟谁学，我说打算到美国跟殷承宗学，殷承宗挺适合郎朗。他说，都到美国了，为什么还要跟中国人学？这句话如醍醐灌顶。 对呀！我们到美国，要找有实力的美国人才成啊。再说殷老师给我们联系的学校，虽然也是有名的音乐学院，给的也是全额奖学金，也有一台斯坦威钢琴，可是，殷老师说，他不能保证我能去，还有我的费用也不能保证。郎朗这么小，生活上必须有人照顾，专业上也需要我辅助，如果我不能去，那怎么行？

就在这个时候，机会再次降临：郎朗在日本演出的时候，我们认识了一位陈女士。郎朗在柴可夫斯基比赛后，日本JVC唱片公司跟郎朗签了一份灌唱片的合同，这位陈女士是负责录音的，她非常欣赏郎朗的才华，而且愿意帮助郎朗，她认为郎朗应该去最著名的柯蒂斯音乐学院留学。

我们早就知道柯蒂斯音乐学院。陈女士很有背景，交游广泛，认识美国的华裔指挥家叶聪，而叶聪跟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院长、钢琴大师格拉夫曼很熟。她介绍我们跟叶聪认识了，又通过叶聪把郎朗的资料寄给格拉夫曼。我们寄去的是柴可夫斯基比赛的录像带和在北京音乐厅现场音乐会录制的肖邦24首练习曲录像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