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到了1958年第五共和问世以后，社会变革、行政革新和政治制度才算齐头并进——即便如此，也还是对第五共和创建者的本愿偶有违逆——法国得以克服其“病症”，体验“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

但是，在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法国的困境及其抉择的“当代”含义很少受到以上任何一种历史叙述的影响，令今天的历史学家十分困惑。自4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尤其是国外的）法国研究中的一大命题——“古代政体和现代政体的对比”，法国政治学者或社会评论家却很少触及。而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也通常是用来吹嘘这个国家及其人民避免了分裂——它的邻国深受其害，而其终极危险和后果则恐怖而清晰地呈现在大西洋彼岸。

右翼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推论过程也基本与此相似，他们认为，只要向激进共和传统的代表人物做出任何让步，都是在屈膝于极端雅各宾主义，这是对他们昔日忠诚的背叛——这种幻象来自两个阵营的刺激：其一是决心充当革命者的温和社会党人，其二是共产党人，他们的合法性来自其咄咄逼人的主张：要继承革命传统中一切最极端的话语和抱负。甚至在1940—1944年沦陷时期过后，保守主义政治遗产的主体名声大坏，政治左翼也未得以驱除它的心魔。当贝当和维希政府勾起了人们对无限总统权之危险的记忆，尤其是当昔日的军官们执掌了总统权之后，大多数法国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还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能认清一个有效率的行政当局的益处，才能学会把它与一场永久性政变大致区分开来。

因此，在20世纪的法国，历史和记忆达成了共谋，合力排挤对今天这个国家而言真实存在的两难困境——其中之一正是相互对立的历史叙述留下的沉重包袱——的持久关注。这时，知识分子的贡献就显得至关重要。不必赘述20世纪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类拔萃了；他们本人的表现已很能也常常足以说明问题，近些年来，他们以最大的勤勉和热忱致力于讲述本民族历史。但是，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写作都太拘泥于传统的政治史叙事了，这并非偶然，因为正是知识分子比别人更频繁地使用那些传统语汇，来帮助现代法国理解自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