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和“右派”这两个术语的付诸使用源于革命联合开始因意识形态一分为二之时；两大派系围绕应从大革命以及当时人们狂热的拥护或反对中汲取什么教训各做各的阐释，进而相互对立。典型的如法国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争，双方都寸步不让地要求继承“未完成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遗产和衣钵；所以并不意外，当贝当政权标榜“民族革命”的时候，其属民一开始所能达成的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就是希望消除大革命及其遗产。至于法国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得到普遍接受的议会系统或总统制，与法国社会的性质也没有多大关系——它在很长时期内因其自足的、保守的稳定性而独树一帜。法国人在如何管理社会的问题上始终无法取得一致，是因为从1789年到第三共和国崛起的一个世纪里，法国人一直不信任各种宪法模式和政治权力形式。

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的许多观察家认为，左右之争及相关的政局不稳，是法国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难题，因为这些问题深深植根于各种政治记忆之争，植根于有关“真实的”法兰西历史道路的各种叙述之争。当然，争论的参与者本人不觉得问题是由动荡或冲突引起的，而都认为是对方固执己见、拒绝遵循自己的世界观所致。意识形态之争在参与者们眼里显然是第一要着，其他事情顶多偶尔地、短时间地关心一下。这种态度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是很久以前才有的咄咄怪事。但是就在数十年前，法国公共空间还充塞着教条语言，耽于争吵，吵到酣处几乎能不顾一切。意识形态右翼要到坠入维希深渊而名誉扫地时才走出这一误区，而左派则一直保持到70年代。

不过，研究法国晚近历史已有其他途径，不那么强烈地依赖大革命视角和语汇了。在1940年、1944—1946年以及1958年发生了三次转折的传统的制度编年史学，无力回应这一问难：这种史学方法低估了社会变迁、经济变迁的趋势与时机的意义。另一条叙述路径则强调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社会明显的连续性以及与此相伴的经济停滞。法国人自己首先就明白，国家仍然是一个人口增长率罕见低下的农村和农业社会，极度需要连续性，拒绝各种形式的变革——这些变革正在同一时期内改变其邻国的面貌。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当下威胁面前保护过去的做法对这个民族很有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兰西民族的这种威胁感进一步增强，从而进入长达20年怀旧伤逝性的拒绝之中。两次大战之间的大萧条令其他欧陆国家遭遇了经济崩溃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剧变，法国却得以幸免。但从另一角度看，全民转向隐晦不明的旧制度，憎厌现代化和改革，却促成了维希政权的降生，因为后者许诺说要迎回一套前现代价值观及制度，这让政治阶级（political class）及选民本能地感到宽心。而且，尽管政治首脑们无知依旧，但新一代官员和管理者们都已认识到，并不是战后的第四共和本身，而是新的国际形势和机遇在50年代中期过后把法国推进了一场迅猛的经济、人口和社会变革之中。

关于1930—1970年历史的另一种说法认为法国陷进了一场三边斗争之中：一个怯懦的、不敢冒险的社会，一个颟顸无能而又离心离德的政治阶级，以及一小撮为国家的停滞乃至倒退而满心沮丧的公仆、学者和商人。按照这种观点，1936年成立的人民阵线，不管泛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色泽，它首先是向着国家经济体制和政府系统的全面检修迈出的迟疑不决的第一步。这一行动在30年代厝火积薪的政治氛围下铁定败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重拾变革的反倒是维希“实验”的一些年轻参与者。以“民族革命”和废除议会对行政决策的压制为旗号，他们全面检查了地方和中央政府机器的各个零部件——他们努力的结晶未获认可，尽管法国的现代化政府部门终于在下一个十年中建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