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三种形式的集体和个人的不负责任互相重叠、交叉，塑造和损毁着法国的公共生活。首先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读读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历史，统治国家、代表人民的那群人，他们的庸碌无能、漫不经心和罪该万死的玩忽职守一次又一次震撼着人的心灵。这不是事关某党某派的政治问题，这是一种文化。从共产党人到君主主义者的所有党派代表和参议员、总统、总理、部长、将军、公务员、市长以及政党领导人，都表现出对所处时代及位置的高度无知。他们倡导的政策——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倡导的话——都带有最褊狭的党派倾向，也就是说，他们仅仅代表社会中很小一部分人的传统和利益，而在参加选举或职务任命的时候，也没有为超越这一范围而做过半点儿郑重其事的努力。

法国在早年并不缺少富有创见的、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后来何以成此光景，研究起来颇有意思。1918年前，第三共和国陆续涌现出了甘必大（Gambetta）、费里（Ferry）、饶勒斯（Jaurès）、普恩加莱（Poincaré）以及克列孟梭（Clemenceau）。但是，“一战”时的全国混乱导致了政治体制的呆板化，使得两次大战之间的共和国呆滞僵硬，如同一只被历史的强光吓傻了的兔子。在国内事务中，一部分人叫嚷着要回到他们的幻觉中繁荣稳定的战前时代，另一部分人则念想着一个用德国赔款换来变革中兴的承诺，国家被生生地撕裂了。战后，在民众要求改进工作条件和社会服务的广泛压力下，激进变革的举措草草上马，最终成了一种极化政治文化的牺牲品——在这种文化中，任何制度或经济改革都被当成一种零和博弈的游戏来对待，预感到威胁的利益者因此联合起来，对其进行积极有效的抵制。人民阵线的豪言壮语，及其在它神经紧张、耳根又软的对头们那里激起的反应，把这种极化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再说国外政策的制定，最初是根据战后对法国实力的幻想（它本身就有赖于一个更虚幻的预设：从战争中走来的法国怎么也算个胜利者）；随后，当美国的退出、英国的坐视不顾令法国在外交上孤立无援的时候，是根据借助国际联盟促进共同安全的美好愿望；最后，国联开出一张空头支票，则是根据法国武装力量及政治领导的撤退——与其说退到一种能让人看到希望的绥靖状态（仍带有一定程度的战略意图和进取心），不如说是退到盲目乐观之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1938年从慕尼黑回国，心知他抛弃了捷克，同样也抛弃了法兰西民族的利益，正等待一场爱国主义大声讨，不料竟喜出望外地受到了如释重负的子民的热烈欢迎。1940年，法国政府精英们面对德军的胜利，以他们在过去20年间统治国家的方式签下了那个颓靡、悲观、充满失败主义况味的城下之盟。同年7月，法国政府的许多民选代表遗弃了共和，带着浑身倦意长舒了一口气，一些观察家起初瞠目结舌，但想想也就觉得不足为奇了。

已有大量文献证明了维希法国的当政者在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它顽固地不愿正视自己的软弱，不愿正视占领军的真实目的，占领军的行动与让步所意图的结果虽日益明显，维希人却依然不闻不问。而更加明显的是，到了战后，尽管谈复兴谈得很多，也为落实复兴之举做了一些严肃的努力，但政治却要人们长期有心无力。固然，法国共产党的存在是个致命的问题，它的政治策略很具破坏性，因为就这个政党的性质而言，它的行动所依据的责任和理性准则并不是从法国民族利益或本土政治考量出发的。但是，社会党人也没能重新审视他们的教义和纲领，各方也普遍没能认清法国在战后业已改变和下降了的国际地位，加之议会中经年累月的分歧与争吵，以及对法国殖民地独立呼声的回应严重不足，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国家利益将长期得不到不带党派偏私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