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法国能脱困于其政治领导人之手，得感谢战后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想提早10年获救都是不可能的。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员、马歇尔计划的受益者，法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新生的欧洲共同市场之中，不再仅依赖自身的资源和决策谋取安全与繁荣，而统治者的无能和失误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比早年要小得多。如果说法国在政治上不负责任的时期从1918年延续到1958年的话，那么可以说，道德上的不负责任是发端于30年代中期，此后40年一直长盛不衰。这个判断乍看荒唐，最起码知识分子是负责的吧？没错，在反法西斯战争、战时抵抗运动、战后政治理想主义以及反殖民运动之间，法国人，或至少一部分法国人，他们的道德介入、道德担当的程度已深至无以复加，但是，这种回答错就错在它评价“介入”时期，使用的正是该时期所使用的话语——特别是那些作家的话语，他们当时和以后所写的东西左右着我们对他们行为的理解。

表面上的“道德负责”，最明显的例子是30年代知识分子的反法西斯主义。诚然，它代表一个历史性时刻，一个正义反抗邪恶的政治参与的时刻——正如那些参与者自认为的那样。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包括不少知识分子，基于一些相同的原因投入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国本土的法西斯主义的怀抱。而且，鉴于其中一些人后来（有在战时的，也有在战后的）转为反法西斯知识分子，我们最好牢记，在“二战”前的欧洲，知识分子无须投身左翼政治才算是“负责”，他们只要投身政治就可以了。

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在法西斯覆灭后的许多年里，人们宁愿把“二战”前知识分子投身整全民族主义或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劣迹忘掉。明乎此，并在看到1940年前政坛和思想界是如何弃左投右，1942年后又如何弃右投左之后，我们最好把参政涉政视为这一整段时期的时代特征。 许多知识分子有充分的理由或忽略或重写他们早年卷入政治的历史。当然，这事绝非法国独有，比如两次大战之间的罗马尼亚作家大多崇奉、鼓吹恶毒而狂热的反犹及民族主义，他们的争议历史至今还鲜有定论。要不是一些人——最引人注目是西奥兰（Ciolan）和伊利亚德（Eliade）——在战后摇身一变投向西方，并且功成名就，这事还不会闹到这么大。

如此，我们才看清了何谓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它可以有许多形式。让－保罗·萨特在从“奇怪战争”期间写起的笔记里说，自己在两次大战期间恪守着形成于“一战”的政治冷漠式爱国主义，对身边发生的事情犯罪般地一无所知。因此，他后来疯狂地参政议政主要是出于担忧，生怕历史巨舰趁着夜色又一次与他擦肩而过。或许这只是萨特的个人动机，但他的情况很普遍。一些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在30年代的暴风雨中随波逐流、见风使舵，在民主亟待捍卫的时候躲开或故意视而不见；一些人选择了，但选“错”了；其他人选“对”了，却已太迟。

衡量像这样做出的任何一个决定，道德标准自然是可用的。当人们自称“西方文明的保卫者”“反法西斯主义者”“抵抗者”“进步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等等诸如此类称呼的时候，都在对世界和为世界所负的责任做出一个道德判断，哪怕他们加盟的具体的政治集团更愿意用历史、经济或美学语言给自己的主张镀上合法性的光泽，哪怕它以官方姿态排斥“道德化”行为。但是，一旦做出某种抉择，你就必须抛弃，或者至少暂时抛弃道德自主权。只要介入政治，不管投入哪个阵营，你都要付出一种代价：不管是面对敌人，还是与你同路但不受欢迎的人，抑或是你自己的阵营做出了什么难堪的举动，你都必须恪守自己的抉择，向着本方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