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要回到我之前谈到的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习性：他们习惯用最传统的方式反思并回应身边的政治文化纷争，而不是尽力把全民的注意力引向其他方向，引向更有希望的轨道上。

因为各种原因，始终少有人关注法国在头三分之二个世纪里遇到的问题，我已经试图指出一些缘由。但是，这些问题并非先天就难以分辨；任何一份普通的法国晚近史记录都能显示，它的这些病症是明摆着的。国际政策、军事政策、经济政策动辄悬而难决或不堪所用，并屡屡遭到攻击和损毁。先天而来的困境扭曲了公共生活。教义上的分歧对立完全控制了人们的分析性观察，意识形态战争取代了对国内现实问题的关心，使得一方面一切都被政治化，另一方面又鲜有人严肃地关心政治问题。最致命的舛误是，人们企图研究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而不再持久关注经济、社会停滞所付出的代价，不再关心应如何给政治行为设限；作家和辩士们神魂颠倒地陷于这一谬误之中，一直持续到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总统的前夜。为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要到这么晚才注意起这些问题来？当然，一定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的前50年里，公共知识分子主要都是文人——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哲学家，他们热衷于公共论争，却往往不太知道自己在讨论什么。但到了5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逐渐被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所取代，而公共讨论的质量却没有任何明显的上升。随着各学术领域的专家们地位日渐突出，他们本可以提供各种专业知识，人们却依然怀有这样的期许，即知识分子应能就任何话题发言。更有甚者，他们继续投身于一种被政治化、阵营化的文化，支持一方或另一方，这意味着，不管他们所倾力分析的客观现实多么无涉感情色彩，他们的公共言论也一定是辩斗性的，在其中，政治或意识形态立场第一，专业知识技能则屈居其下。

不管怎么说，学术界本身远非世外桃源，免不了要卷入论战、教义结盟与斗争，因此，最突出的从而也最有影响的学术界代表人物，并不一定是本学科功力最深湛的从业者，最好的证明便是1968年前后的畸形状况：当时，某些参与关于教育、媒体以及国家现状的论战的名人，是借助“大众化”来夺人眼球、产生影响的，他们迎合了已政治化的大学内部的流行风尚。

反面的例子，即那些关心法国当下问题，把正规科班知识用来分析别人根本不察的国家困局或进程，并以其作品唤起公众重视的学者——实在是少之又少，他们最有影响的作品在这个民族的知识界里显得另类而怪异，仿佛布列塔尼的山巅上风吹日晒的巨柱 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山上立着许多巨石，规模巨大、姿态各异，据说是新石器时代一个从地中海沿岸迁移过来的新民族占据布列塔尼时建起的，其中最大一处巨石群遗址位于卡尔纳克。石群究竟以何法建成，用途何在，至今仍是个谜。——译注：J·F·格拉维耶（J.F.Gravier）的《巴黎和法国荒漠》（1947）、H·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的《农民的终结》（1967）、米歇尔·克罗齐耶（Michel Crozier）的《被封锁的社会》（1970）。 地理学家让－弗朗索瓦·格拉维耶的《巴黎和法国荒漠》被认为是倡导分权于地方的开山之作。

社会学家H·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探讨了农业社会消失后新情况下农民的种类和处境。社会学家米歇尔·科罗齐耶所著《被封闭的社会》揭露法国社会集权官僚政治顽固、行政力量薄弱的弊病。——译注即便如此，更知名的那些政党知识分子也不大可能大量阅读过这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