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36年后去西班牙的知识分子的处境，他们对共产党人或佛朗哥主义者联盟的一举一动看得太清楚了；这是民族复兴的理想主义者的处境，他们近距离目睹了赖伐尔（Laval） 皮埃尔·赖伐尔（1883—1945），法国政治家，“二战”期间通敌者中的代表人物，1942年出任维希政府总理，1945年解放后被以叛国罪处死。——译注和贝当搞的那场“民族革命”；这是抵抗者的处境，他们观摩了随法国解放而来的秋后算账，既不完全又掺了私利，且往往有失公正；这是共产党同路人的处境，他们使劲忍气吞声，帮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审判和古拉格说话；这是反殖民主义作家的处境，他们费尽唇舌，为推翻了一个帝国的另一个独裁而窳败的帝国开脱；同时，这也是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主义者” 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他把美苏列为第一世界，把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工业化国家列为第二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列为第三世界。他认为两个超级大国是造成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因素，强调要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组成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该理论传出后，法国及欧洲有一部分左派分子便狂热地以无条件支持第三世界的民主人士自居。——译注的处境，他们强迫自己去理解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和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的意义，证明它们的行动实属正义。

我以知识分子为题，是因为他们对法国深有影响，也是因为政治参与兴起之后，道德义务最容易与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而他们本人也强调选择——以及那些被称为“选择”的决定——的伦理维度。不过，以政治责任感的名义效忠于一个团体或政治对象，久而久之伤害乃至完全破坏了每一种特殊的道德责任感，放弃个人判断和主观能动性，并非知识分子独有的弊病。同样的危险也横陈于其他人面前：政治家、公务员、士兵、教师、学生，在那段岁月里都难幸免。

然而，我所考察的这整个时期盛行一种特别知识分子化的不负责任，它在战后的数十年间达到了顶峰。它与知识分子的公共抉择或由此陷入的道德混乱无关，却与“知识分子”这一行本身，与学者、作家、小说家、新闻记者等等选择思考并尽力去理解的东西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