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和萨特主义者分道扬镳，并因共产主义和阿尔及利亚问题而从左翼知识分子阵营中日益孤立出去，加缪的国际地位却扶摇直上，直至荣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的一起车祸，给他相对短暂的人生（他生于1913年）注入了偶像意味，即使法国人过了很久才重新发现了他，他今天仍被法国上下普遍尊崇为一大民族精英——和他生前在别处长期受到的追捧一致。

不过，在以下的篇幅中，我论述的重心落在布鲁姆、阿隆和加缪与彼时法国之间矛盾重重、麻烦不断的关系上。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这三人的道德（有时还有身体）勇气有一共同点，即他们都甘愿与自己人较劲，却不与政敌或思想之敌战争。所有人都与敌人为敌，这才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孤立无援，他们的影响（至少在平生大多数时间里）减弱了，他们在国内的声望很少能与在国外友人和拥趸中的声望相比。他们毕其一生，经常感受到这个国家所要求的政治与思想相一致的压力，却甘愿在政界、公众、左翼同僚或知识分子同侪中充当不受欢迎的人，这是一种稀罕而耐人寻味的个性。仅此，他们的事迹就值得一书。

但是，对这三个人表示一定关注还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从法兰西历史的视角看更有说服力：他们所反对的特殊对象，他们希图扭转或至少挑战的那种趋势，正是我所说的“不负责任”，即在公共生活的各种领域里，忽视或摈弃知识、道德或政治上的责任的倾向。但这里有个悖论，批评者和敌人会抢先注意到：近乎虔诚地追求社会主义，坚持把某一政党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导致政治分化和两次大战之间法国的不稳定的，不正是莱昂·布鲁姆吗？拒绝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团乱麻里站队而自我缄口，从而躲避战后法国最具分裂性、伤害道德最深的一次危机的，不正是阿尔贝·加缪吗？还有，那个像苦行僧一样发愿高高挂起，不参与公共事务，顶多也就是平和地谈两句国是，从而带着冷冰冰的现实主义，一辈子都不曾像法国人那样做出艰难抉择、直接投身政治的人，不正是雷蒙·阿隆吗？

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的，对阿隆的这种指责有欠公允，尽管那个时代的人普遍认为只有“介入”才算是担负“责任”。加缪拒绝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无疑他也同时反对法国的殖民行径）着实令他痛不欲生，还失掉了许多朋友和崇拜者，但是，在陷入阿尔及利亚困境之前，他已有十年时间逆潮流而动，公开反对知识界通行的观点——关于战后的肃奸运动、关于死刑、关于“革命”概念以及关于共产主义实践的观点。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沉默同样是源于对道德义务——包括在没话可说的时候保持沉默的义务——的本能自觉，他此前的言论和介入活动也是受这种自觉的驱使。这样做很不讨好，也容易招致误解，但他无能为力；因为（与阿隆形成对照）加缪所理解的“责任”就要求摈弃那种考虑问题的方式。

布鲁姆的情况更为复杂。他为缓解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政治危机做出的贡献无可争议；但是，正是因为在当时冥顽不灵的社会党内深孚众望，他理应更了解这个党所有最恶劣的政治不负责任和政治冷漠倾向，而不是去鼓励它们。由于社会党到1936年成了法国最大的政治组织，布鲁姆没能把它带出宗派主义旧习，将它领上一条并非基于教条的政治联盟和纲领之路，因此，对社会党人早先所犯错误导致的最终结果，布鲁姆也得负一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