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在于，布鲁姆在人民阵线及其后来的垮台中所起的作用，会误导我们低估他对公共生活做出的更大贡献。不管怎么说，他是法国唯一一位杰出的社会党人，能够面对30年代晚期的国际局势，公开拒斥和平主义、集体裁军及绥靖政策。他从一开始就是反对贝当的少数法国社会党人之一，后来，在70岁的时候，他还利用身陷囹圄的机会重新思考他长期秉持的那些社会主义信念的本质，同时并没有抛弃他的道德前提和社会批判意识——当初他正是怀着这两者接受那些信念的。

长期密切注视宪法和政府改革，在1945年以后致力于更新法国左派，根据现代的、理性的原则对其进行重建——布鲁姆在这些方面实在太突出了，而他在这些方面的失败，与他在1936年当总理时暴露出的很多明显的缺点相比更能反映他的人格，因为这恰好表现了他在反对精神和制度的积习方面投入了多少反思和工作——这类积习不单他自己以前有，更深埋在整个政治传统之中。我想指出的是，布鲁姆确实犯下了许多错误，然而他强就强在能够把它们看作错误，他虚心承认之，并积极地公开重建自己的政治遗产，这样做有时要冒巨大的个人风险，且总得为此丧失本可坐拥的声望民心。在他那一代政治家和当政者中，怀有这样责任感的人实属凤毛麟角，也可说明很多人何以对他如此反感，乃至切齿痛恨。

除了上文提及的勇气和正直之外，布鲁姆、阿隆和加缪还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都反共。这本身并不稀奇——法国有许多反共分子，而且，反共立场不管有多少合理性，都很难自成一种独特姿态，更不用说确保一个人行为负责了。然而，这三人成为反共人士的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的那个国家和时代。

1920年12月举行的工人国际法国分部（SFIO）大会见证了一场分裂，列宁主义者脱离了社会党自己单干，布鲁姆在那次大会上发表的演讲，至今仍是区别列宁革命和历史悠久的欧洲社会民主革命的经典文本之一——他那时候就已经在政治上反共了。俄国革命从一开始就让他很不舒服。不过他觉得，一个社会党人不能谴责一场以社会主义理想为名义的革命，基于这个错误的理由，他一辈子拒绝视共产党人为敌，哪怕后者总以为他对他们怀有敌意。但他坚持认为，列宁主义是一个错误，它最理想的状况也就是退回到一种被遗忘已久的从起义到独裁的传统之中，而最坏的结果则是为在一个后资产阶级政府中确定恐怖与压迫的核心原则打开大门。共产主义将会背叛它的理想和追随者——早在1920年，他就做出了如此富有先见的预言，同时也承担了否定社会主义已实现的重大成就和抱负的危险。1941年，他又写道，其他国家的列宁主义者只能充当苏联利益的传声筒——他送给法共一个很有名的绰号：“外国民族主义的政党”——因此命定要叛离本国利益，叛离他们的支持者和选民。

一艘社会党舰艇在云谲波诡中摇晃前行，布鲁姆对共产主义问题完全清醒的认识使他成了这艘舰艇的镇海之锚，即使不大友好地称布鲁姆为“幼稚的道德家”的雷蒙·阿隆，也承认他在共产主义的问题上自始就是“洞明一切”的。在布鲁姆看来，非共产党左翼永远也不能在与共产党人的政治博弈中让步，同样，也不能同意与一个拒绝改悔的共产党重修于好。但是社会党人也不能抛弃自己的过去，连带着一同放弃意识形态领域。倘若共产党人宣称自己是在继承法国大革命的遗志，那么社会党人同样要主张他们对大革命的合法继承权。和许多年轻一代的社会党人不同，布鲁姆认识到，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除非摇身一变，在事实上加盟极右派外，你无法把共产党人看作自己首要的敌人——共产主义不是敌人，但他们对左派也提不出任何合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