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实践中是一个不可能保持的立场，而社会党人还需借助展示革命委任状以同激进共和党人划清界限， 意为通过展示自己对大革命的正当继承权，表明自己比同属非共左翼的激进党人更加革命。——译注使情况更加恶化——布鲁姆试图通过曲解社会党教义来支持这一主张，却因此而饱受攻击。但是，若没有布鲁姆的努力，若不是有他的领导和垂范，法国社会党人几乎肯定无法从1920年的分裂中恢复元气，两次大战之间法国历史的形貌就会大不一样——未必会更加健康。法国共产党人做得很对：30年代以及后来1945—1948年间，他们都视莱昂·布鲁姆为道德和政治上的主要障碍，妨碍他们独占法国的激进专制权。布鲁姆本能地意识到，把法国社会主义从共产主义的锡拉岩礁和激进党中心的卡律布狄斯旋涡 锡拉岩礁位于意大利墨西拿海峡，对面为卡律布狄斯旋涡，两词并用比喻腹背受敌的状况。——译注之中挽救出来，对于在法兰西共和国维持一个民主的公共空间而言实有必要。但是，他的良苦用心难以在社会党同事们中得到共鸣，他的政治对手们不信任他，嫉妒他的每一桩成就。在盛行赤裸裸的不负责任的政治环境和氛围中，莱昂·布鲁姆几乎是独自一人扛起了政治责任的重担。

阿尔贝·加缪的反共则出自完全不同的考量。30多岁时，他曾短期加盟阿尔及利亚的共产党，但是1940年一回到法国，他就不受任何一种有组织的党派的诱惑。可以肯定的是，在解放后的几个月里，加缪和大部分其他抵抗联盟的成员一样不愿攻击法国共产党，并确信为了进行战后法国公共生活和制度的重建，与共产党人联手是有必要的。但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怀疑法共了。不过，加缪先是以个人笔记，后以一组文章和随笔，最后以在1951年发表的《反叛者》——也是他对革命幻象最集中的批评，宣告与法国“正统”的进步舆论一刀两断的时候，则是出于一个十分特别的理由。

阿尔贝·加缪发现，他的朋友和同事们的“反反共产主义”最可厌乃至无可容忍之处，是其道德方面的模糊暧昧。他认为人不能站在无可避免的道德的立场上——不管怎样谈论“必要性”或情势需要来掩饰——来宣示自己的公共身份和历史姿态，进而专一地审判另一半人。如果说歧视和压迫是错的，那么不管它们发生在莫斯科还是在密西西比都是错的。如果说集中营这一恐怖制度和侵略、毁灭自由民族的行为构成了法西斯的罪愆，那么当这些事情出自你“进步”的同志们之手，也一样应受谴责。加缪很明白怎样为这样一种双重标准辩护——他自己早年就曾做过。但是辩护所需的语言、思想以及道德上的歪曲——保持沉默以及主张局部真理——最终被他拒之门外。

这样，尽管加缪对布鲁姆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是对非共左翼的一种政治犯罪，是激进政治的一个肮脏的代表人，最终将腐蚀激进政治的所有正当形式——表示同情，他决心公开反共却并非基于此。他仅仅是无法忍受本方阵营的伪善。他的敌人和敌人的敌人之间是以半斤八两的伪善对伪善，他用了半辈子、写了大量的文章揭露这些伪善。正是拒绝依附于一个阵营，并运用自己的判断克服直觉，令加缪高傲地一意孤行，恪守着政治上的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