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地说，加缪只是在技术上有所失误，不管是批判苏共、佛朗哥政权还是“将世界分成两半的人”，本身都是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正举。但是，党派政治放大了这种失误，把这一点“不诚”放大成了涉及党派利益的乡愿之举。加缪遇到的问题和莱昂·布鲁姆相似：信仰或本能驱使他们选择了一个阵营，但良心又令他们拒绝完全效忠于它，为它的一切行为言论粉饰。布鲁姆从来没觉得苏共的好，但他从未与之决裂，徒增党内同志和右翼的反感；加缪虽然批判苏共，又决不情愿站到右翼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队列里。拒绝效忠的人自然要受来自双方的冷落。所以布鲁姆注定敌不过右翼知识界魁首夏尔·莫拉斯，后者竟敢公然宣称要“从背后给他（布鲁姆）一枪”；也注定了加缪的道德人格要在萨特的强硬立场下失色，萨特的名言之一就是“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

相比之下，第三个研究个案，雷蒙·阿隆，或许是法国文人涉政中难得的正面例子。当然，他已经不是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文人”了。阿隆的才华和学术修养不在萨特之下，他对本国、欧洲各国乃至法国殖民地局势的了解全面胜过加缪，更关键的是，他的判断从来都是基于对现实的认识，不受抽象信仰的左右；他考虑问题从来是从政治家的视角出发，而非“道德”“正义”之类的虚泛概念。朱特教授称莱昂·布鲁姆是不合格的政治家，把加缪定性为本质上“非政治”的人，而无疑，阿隆和托克维尔一样，天生是为政治而生的。

当然，“总是正确”的阿隆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并没有获得充分的承认，他在1939年前被人忽视，到解放后又逐渐被打为反动分子，晚至六七十年代，更是成为“进步力量”眼里死心塌地的保守党徒；他的声誉往往来自戴高乐这样的当政者的重视，以及国外学术界同仁的景仰。但平心而论，作为20世纪法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阿隆的命运仍是最好的，他的被误解反证了托克维尔所说的法兰西对由文人煽动的大众革命话语的迷信，而这种迷信再强固也只属于一部分人，更无法在20世纪过半后的国际局势中继续长存；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他更是用亲身实践的政治介入打破了文人总给政治添乱的尴尬传统。阿隆的涉政方式与前两者都不一样，从他在回忆录中的那句话：“半个世纪以来，我在提出批评的时候总是自问——‘要是我处在他们的位置，我会怎么做？’”——可以看出，与其说是智力上的优势，不如说是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导致阿隆走了与布鲁姆和加缪相歧的道路：他不像布鲁姆那么沉溺于本党的立场，又比加缪更依赖专业政治思维而非道德直觉。正如他那部访谈录的书名《介入的旁观者》所示：他能够同时站在“局外人”和“当局者”两种立场上看待现实问题，把理性的清醒与现实主义的认知结合起来，使得身为右翼的阿隆身上最少党派之气，也最能不受左右二分的格局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