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也是文学批评出身，但纪德说他“对大众没有半点儿诗意的认识”，思路清晰，擅长分析和推理远甚于诗性直觉，演讲时的雄辩甚至能让最凶狠的敌人倾倒。布鲁姆后来弃文从法，担任过行政法院法官；从德雷福斯事件直到“一战”期间，追随让·饶勒斯积累政治经验。到1920年图尔大会上，他以一己之力对抗列宁主义者的分裂，保存了社会党的实力，到第三共和国令人窒息的晚期，更是一举登上人民阵线政府总理的宝座。

不过，布鲁姆尽管拥有法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但他的政治行为仍是在信仰或党派政治的框架下进行的。朱特教授暗示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社会党所背负的大革命传统束缚了布鲁姆的手脚，它让布鲁姆必须承受左翼的诸种教义——阶级斗争观、革命理想、和平主义信念等等——的压力，同时，这些教义又招致其他党派（不论是敌是友）的警惕，生怕社会主义者利用各种时机，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帜偷偷改变法兰西的颜色。人民阵线政府在“二战”前夕最惨淡的时期上台，布鲁姆处处受制：在国际上不得不放弃对西班牙共和力量的救援，而在国内，由于专业力量的匮缺，人民阵线主导的经济改革几乎成了一场灾难。攘外安内双双不力，就主观上而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布鲁姆的“诚实专注”的愿望与政治家必备的“现实主义”态度之间存在着悲剧性的冲突，政治信仰的规定经常妨碍他做出直面现实的思考。

与莱昂·布鲁姆直接投身于政治不同，同为文人的阿尔贝·加缪只是从外围与政治发生了关系。他凭纯文学打开个人事业的局面，随即通过投身抵抗运动和战后的左派新闻事业介入现实政治。他并没有掌握过可以主宰民族命运、决定国计民生的权力，他的影响表现在舆论之中——这也许是知识分子履行自己的责任更理想的途径——通常不需要考虑可操作性，不需要过多的现实权衡，因此，加缪的言论比布鲁姆表现出更纯粹的道德色彩，后人誉其为“一代人的民族良心”，主要也是基于此而言。

然而，加缪毕竟也是左翼出身，这是他无法改变的思想底色。当他把资产阶级西方和社会主义苏联共同纳入批判对象的时候，就开始咀嚼身不由己的苦涩：各个政党手举放大镜观察他的每一句言论。为了一碗水端平，在四五十年代，加缪每欲揭批苏联政权的种种阴暗面，都辅以同等的对西方国家的指责，指责他们支持独裁，扶植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权。他已无法做到就事论事，1947年苏共在保加利亚实施政治大审判之后，加缪甚至这样为像他一样保持缄默的知识分子开脱责任：“我们没有吊死佩特科夫。那些以一纸公约将世界分成两半的人应该为此负责。”冷战局面的造成固然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但是加缪最受人称道的反暴力思想，却在这一刻退缩了。朱特教授正确地指出，加缪心有旁骛地找得一下平衡，其实质在于“正是通过举出这些类比，买来了批评共产主义、谈论苏联集中营并提及其迫害艺术家和东欧民主人士的权利”。他为他的欲盖弥彰付出的代价，就是被人抓住了“不诚”的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