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楷第:还不清的满身债

　　我当文学研究听所长之后不到一个月，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我们的研究所满身是债。一次政治运动，欠了一笔债，三、四十年来，运动连绵不断，债也连绵不断，到了此时，可以说是“负债累累”了。

　　幸而在改革，在平反冤案错案，也就是在还债。但偿还到我当所长时，还是满身债。这不是我个人的债，但我作为国家学术机构的负责人，觉得有一份责任，应当继续还债。建国之初，就把俞平伯先生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这笔债已欠了三十多年了。因此，就召开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八十五周年纪念会，借此给俞平伯先生重新评价。还债不容易，要还俞先生的债，就必须否定“最高指示”和否定许多大小人物的“义正辞严”的批判，而涉及到领袖的指示和全国性的批判就是大事，自然必须层层请示。为了写纪念会(实际上也是平反会)的报告，虽仅三千字，却必须阅读俞先生的著作和许多批判文章，又花去两个月的时间。

　　读了俞先生的著作和批判他的文章，我的感觉并不是愤怒，也不是悲哀，只是感到可惜。真可惜，像俞先生这样有才华的人，在批判之后的三、四十年中，几乎没有写什么诗文。精神金子的流失，人们是很难意识到的，一旦意识到，就会觉得异常可惜。由于感到可惜，更觉得应当还债，以免在日后长久的岁月中再造成新的流失。于是，又想到应当偿还孙楷第先生的债，偿还锺惦棐先生的债，偿还王叔文先生的债，除了政治债之外，还有经济债、房子债、出版债，例如吴世昌先生政治上虽早已恢复名誉，但是，他的著作因太专深，老是压着，总得想办法“解决”。幸而另几位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学者，早已调走或早些时平反了，否则债就更多了。至于被当成“白旗”拔过的或被当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讨伐过的，就算不得债了，时过境迁，谅解就行。反正，“白旗”已不像先前那么臭了，正如“红旗”也没有先前那么香了。

　　有些债实在无法偿还，恐怕只能永远欠下了。至今还使我不安的是孙楷弟先生的一笔债。他是一个驰名海内外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家，他的著述，资料之丰富是世所公认的。这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酷爱书本的藏书家，拥有一万多册非常宝贵的书，其中有许多珍本和善本，他读书勤奋，在许多书中都有眉批，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之后，于一九六九年被送到河南五七干校改造。那时，他虽已是七十高龄，但对于下乡改造还是诚心接受的，不过，也提了一个很低的要求，就是房子上交后请“领导同志”拨一间小房让他“堆”书。但是，当时主持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工、军宣传队，立即给予拒绝，并要他把书卖掉，然后收回他的房子。下乡的号令非常紧急，来不及多考虑，他只好把这些贵重的书，以每斤几分钱或几角钱的价格卖给中国书店和废纸收购站，因为他的书数量大，竟卖了四佰多元人民币。下干校两、三年之后，没想到，时局和政策变了，他和其他老少知识份子们又回北京了。回来之后，他分到了一套有两间小卧室的房子，屋里空空荡荡，一本书也没有，此时，他才感到巨大的失落与虚空，顿时坠入书的“苦恋”中，想书想得发呆。他面对墙壁，手里拿着一张白纸死死盯着，硬是要从空白中读出文字来。然而，他只能久久面壁长叹。一九七七年，我第一次去看他时，他已病卧在床。见到他时，他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再复同志，他们对我太不人道了。”我把他说的这句话转告给当时主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人邓力群，他回答说：“我们过去做的不人道的事太多了。”我在当所长之前，就为找回孙先生的书努力过，但没有成功。当了所长之后，我仍不死心，想了结这笔债，但是想来想去，还是毫无办法，革命的强大风暴早已把他的书籍全部扫进造纸厂了，谁也没有挽回之力。孙先生晚年，一直苦恋着他的书籍，一直面壁哀叹，直到一九八七年临终的前一刻，他还在自己的手掌心上写着一个“书”字，在他逝世前的半个小时(在恊和医院的小病房里)，我在他的身边。他的夫人对我说，这十年他就念着一个“书”字，这个“书”字也就是他的全部遗嘱。他去世后，我和他的夫人按照孙先生生前的意愿，把他的骨灰撒到他的母校北师大的校园，并在上面种了一棵小树。骨灰是他夫人撒的，小树是我种的。当时，我心里除了有一种刻骨的凄凉感之外，还有一种负疚感;我没有力量和社会一起还给孙先生这笔债，是书债，也是心债。他写在手心中的“书”字，是永恒的请求和永恒的呼唤，这是瞬间的遗嘱，也是永恒的遗憾。这个“书”字，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总是挥之不去。

　　内债还没有还清，又有许多外债提到面前。当文学所所长还必须兼任《文学评论》主编。这才记得我们的刊物批判过许多作家、诗人，先不用说胡适、林语堂、梁实秋这些“资产阶级文人”了，就是无产阶级文人，如冯雪峯、胡风、邵荃麟、邓拓等等，也够头痛的。一个严肃的刊物，总得面对真理和面对自己的错误。巴金早已写文章偿还胡风的债了，我们的刊物能不还吗?于是，我们又连忙组织了一批还债文章和召开一些还债座谈会。每一次座谈会的结果，是觉得还了一点债，却发现更多未曾还的债，与会的学者们提醒说，别忘了，就是像张资平这样的作家，也不能简单地扣个“堕落文人”就完事。想想，觉得有道理。又有些朋友提醒说：别忘了，就是贵刊没有专门文章批判，但扣下“反动”、“叛徒”等等帽子，是非摘不可的。想想，觉得也有道理，此时，才觉得真是负债累累。

　　现在我身居海外，只想到个人尚有些私债，但已不必再想到永远还不清的公债了，于是轻松多了。看到别人正在批判自己，其中自然有许多肮脏的文字，但我总觉得自己良知是清白的，因此也就轻松，因为我知道，这是别人在欠债。历史总会有一些愚蠢的重复，我很明白。此时我只私心祝愿别的一些被污辱的朋友，不要沉重，而应当继续思索与写作，别像俞平伯先生那样，在被批判后数十年几乎搁下了笔，让智慧的金子悄悄流失，让后人感到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