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昌：直声满学院

　　吴世昌先生太不善于沉默了。这个印象，我在三十年前就很强烈。一九六三年，我刚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新建设》编辑部工作不久，在一次座谈会上听到他的发言，其态度之坦率，其声音之正直，确实令我惊讶。当时他直呼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名字提意见说：我尊重陆定一同志，但不同意他的“愈是精华，愈要批判”的观点，难道连文化精华也要爆破掉吗?那时还没有文化大革命，敢如此对宣传部长提出批评，真属“空谷足音”。听到他的发言后，编辑部的一些朋友议论：吴先生刚从英国回来不久，对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不了解，而且他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请回国的，应当宽容一些。这以后，我又在几次座谈会上听到他言他人所不敢言，正直之声真是布满社会科学院。

　　人们尊重他，也许是他毅然回国投身社会主义事业。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就受英国的牛津大学的聘请，任该校的高级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史、散文史、诗歌史及甲骨文课。到了一九六二年，他已功成名就，担任了该大学东方学学部委员，还兼任牛津和剑桥两大学的博士学位考试委员，并出版了英文版的《甲骨文研究与中国文化》、《卜辞旁注考》、《红楼梦探源》等著作。这么一个有成就的学者，在一九六二年国家经济极端困难时期(包括教授也很难吃饱肚子的时候)回国参加文化建设，其精神是值得敬重的。即使有尖锐的批评意见，也属口快心直，难以计较，所以，每次听到吴先生替大家讲一些早已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都非常痛快。

　　可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浪到来之后，对他可不能不计较了。那时连元首元帅都揪出来，还怕你这么一个洋学者吗?他自然是属于“牛鬼蛇神”之列。吴先生大约也没想到，回国才四年，就被带上高高的、尖尖的纸糊的帽子，享受和当年湖南农民运动的土豪劣绅一样的“待遇”，而且还外加在胸前挂个“反动权威”的牌子，和俞平伯、孙楷第先生一起站在批斗台上示众。因为他脾气太倔强，头不愿意低下去，被狠狠地按了好几回。到河南“五七”干校后，我见到他在绵绵细雨中踩着泥泞蹒跚走路，一颠一簸地朝着锅炉那边去打开水。看到这位在西方装满洋墨水的老学者返回故国后却在这个淮河边上的穷乡僻壤里迷惘地徘徊，心里真难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人胡乔木、于光远等在历史研究所的小礼堂召开了一个学者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我也在场，又一次听到吴世昌先生响亮的声音。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下乡劳动改造，怎么苦我都不怕，但老是搞政治运动，让我们讲假话，我受不了。我紧跟不上呀，跟不上潮流。他还说，“封、资、修”“名、洋、古”这六个字，天网恢恢，谁也跑不掉。国民党统治时，我还能跑掉，现在可跑不掉了，跑了之后，哪里去要粮票、布票，怎么活?吴先生这次发言真是激动。在座发言的吕淑湘等学者也非常激昂。可是，吴先生最后又说，我回国之后尽管被带高帽，但也不后悔，即使我早知道回国会有这样的遭遇，还是要回国的，我爱这片土地呵。听到吴先生这几句话，我又是一阵难过。

　　我当了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就到他的家里去拜访他。那时他已当上人大常委，过正常日子了。一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胆子真大!”当时我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话。他对文学所太了解了。所长这个职位，真是一个陷阱。一旦陷入，就会弄得满身污泥。在学术“文明”的殿堂里，并不那么干净。这是我想不到的。当所长后，我重读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才了解到其中的一点意味，那位州长在选举前被视为最纯洁的人，而一旦参加竞选，便成了十恶不赦的众矢之的，几乎要被吃掉。政治，有正直的政治，然而，在政治里，通常不仅无情可言，也无理可讲。我后悔太晚听到吴先生的话，竟无知而胆大。否则，我就不会那么愚蠢地充当那个“所长”，那样把自己放在“绞肉机”里被绞了好几年。我庆幸一九八九年夏天之后，甩掉了“所长”的重担。

　　像吴先生如此坦率如此喜欢直言的学人真是少见。所里有人说，吴先生在政治上总是那么天真幼稚。听了这话，我总是辩护说，一个学人和作家，为什么一定要在政治上成熟呢?其实，他们几乎注定是不成熟的。不成熟才可爱。他们的心思和才智无法用到政治上，对于政治，只能凭良知的直觉说话。吴先生的那一点天真幼稚，正是他不懂得政治算计。我就喜欢他的这种天真，到老还心存清泉般的一片天籁。

　　吴先生逝世前的日子，住在北京的恊和医院，当时常守在他身边和看护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研究生施议对，一个就是他的外甥鲍彤。在吴先生弥留之际，社会科学院没有领导人去看望他。为此，鲍彤真的生气了。因此，在八宝山和吴先生的遗体告别时，他向习仲勋告了一状，为此，习仲勋对着院长胡绳发了一场脾气，他拍着沙发的扶手大声地说：“连吴世昌先生这样的学者你们都不关心，还说什么关心知识分子。”可是，他不知道，我们研究所的孙楷第先生逝世前后比吴先生冷清得很多很多，如果不是我写信去请求年轻朋友，即当时《北京晚报》的编辑李辉，发了一条火柴盒面积大小的新闻，谁能知道他已告别人世。

　　吴先生生前从未向我提出过什么要求，唯有一次，他的夫人对我说：吴先生就想把他的《罗音室文集》继续出版，现在只出了第一集，第二集出版社就不接受了，他们要我们“补助”，我们哪来这么多钱?听了这话，我立即就和几个出版社的朋友交涉，希望他们帮帮忙。可是所有的朋友都脸带难色，支支吾吾，只有文联出版公司的总编辑答应可以继续出版，但研究所必须补助每一集的出版费一万元。可是，这一万元对于研究所并不容易。文学所有十几位全国著名的老学者，九个全国政协委员和一个人民代表，他们也想出版文集，但如果个个都补贴出版费，工资就发不出来了。然而，我还是下决心，想募点钱给吴先生出书，可是，后来八九风波到来，我自身难保，也顾不得老先生的心愿了。不过，此时我怀念起吴先生时，总觉得还欠了他一笔债。这笔债不是一万元人民币，而是一个老学者一辈子的心愿。这个心愿，这笔债，至今还压在我的心头。怎么也抹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