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落日中，士的光荣毕竟还没有完全过去，在晚清咨议局选举中胜出的各省议员们，或在民初国会选举中胜出的参议员、众议员，多数可以算是旧式的士或新式的士，他们或是有旧的科举功名，乃至状元（如张謇），或是留学归来，或是出身国内新式学堂（如京师大学堂）。他们的政治倾向虽各不相同，或是立宪派，或是革命党，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是有责任感的，那是古老文化赋予他们的士的底气。可惜，短暂的议会问政岁月，尚来不及淘洗出一批拥有民主精神的士来支撑新生的共和制度。在长期的帝制生活下，国民性格中不可能养成民主精神，来适应和支撑新的共和制度。这样的精神也是需要在时间中商量培养的，在适当的土壤中才能慢慢成长起来的。清帝国开设的咨议局、资政院，民初的国会原本是最好的练习场。但是，他们需要时间。就连维系了二千年帝制循环的士和他们所代表的以儒家为主体的价值观，也是在长久的时间中转化为民族的政治文化，以至于游牧民族的统治者也难以改变。

像年轻的“八〇后”宋教仁这样对共和、民主有明晰见解、并有着付诸实行的热忱与能力的新人，毕竟只是少数中的少数，还不足以与袁氏这样的旧人竞争。袁氏不愿走一条前途不明朗的新路，而要回到熟悉的老路，背后却不乏强大的文化上、思想上的推力，这不仅仅是私人的具体的因素。整个中国还在新旧交替或新陈代谢的路上，上帝的磨还在慢慢地转，庄稼不会一夜就熟了。

袁氏之后，北洋军人主导北方政局十多年，最后被黄埔军人代表的力量取代，骨子里还是军阶级代替了军阶级。

二十几年过去后，到1946年，亲历过辛亥以来中国波澜起伏的变化，以哲学为业的“八〇后”张东荪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其时他的《道德哲学》《科学与哲学》《思想与社会》《知识与文化》等著作已陆续问世。大半生对国事的奔走和思索使他明白，“如果中国仍走历史上的老路，则不仅中国永远不能变为现代国家，并且中国人亦永久得不着人生幸福。中国要变为民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是因为这样的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十分可靠的根基。……所以中国今后要实行民主政治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制度之问题，乃确是涉及全部文化的一个问题。亦不仅是在历史上另划一个新纪元的事情，乃必是把中国从历史的旧轨道中搬出而另外摆在一个新的轨道上。一班人只知高呼一二声民主以为就可了事；我则以为民主二字愈成滥调，则必致离真正的民主愈远。于是我们的问题便为：要实现民主必须先有一班人而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倘使中国没有这样的人们，则纵有数千百万的高呼民主者亦必无济于事。非图无益，反而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