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袁氏当国时，“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太少了。即便彼时，民国已进入三十五年，又有多少人“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呢？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一班人已产生了，张东荪自己就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北大校长胡适之是，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是，民盟中的罗隆基这些人是，正在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是，《观察》特约撰稿人名单上的许多人可以算是，吸纳到了国民党体制内的王世杰、雷震、陈克文等人也是……

即使商人当中也有陈光甫、卢作孚这样的人。目睹国民党主动吸纳其他党派改组国民政府，陈光甫一度感到振奋，1947年4月23日晚上对王世杰说：“国民党今日自动取消一党专政，可说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他是一位有见识的银行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始人，对国族深怀期待，抗战期间曾与胡适到美国游说借款。

他们的政见容或有异，在大的方向却是有共识的。他们中大多数大约都可以算是美国人所期待的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也是蒋介石想要拉拢，一起共渡难关的政治力量。然而，他们心里未必准备好了去做“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时势也没有让他们成为这样的人。何况在汪洋大海般的民众当中，他们不过是少数中的少数。

时局急转直下，人们看到一切都在往另一个方向演变。历史错过了又一次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制度更新层面走上了一条和平的宽阔之路。蒋介石苦心焦虑的筹划和努力都成了泥潭中的挣扎，他部下的国民党干部并非可以承担转轨易辙重任的士。那些有一点士之气息的知识分子，放在张东荪的三阶级结构中，我们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脆弱与无奈，他们面对的是另外两大阶级来势汹涌的挤压。二十年前，蒋氏之所以在国民党内胜出，让胡汉民、汪精卫这些人屈居他之下，就因为他来自军这个阶级，在日本是学军事的，黄埔军校类似于当年袁氏的小站，在激荡的革命和战争当中，唯有军才能掌握局面。（毛泽东可以说是新学生，上井冈山，又结合农民，将两个阶级连接起来了，其力量也来自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