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民党在应对时代的变局时多有失策，王世杰、雷震、陈克文等人私下在日记里多有议及，蒋介石也并非没有洞悉。对于1947年匆忙取消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1948年1月25日，雷震读到《大公报》上一篇批评政府对付自由分子失策的文章，在日记中写下这段话：

去年宣布民盟为不法时，余再三说明不可，并谓可候岳军回来再说，不料次晨见报已由内政部发言人宣布其非法，此事处置大错。今日民盟完全由共产分子掌握，在香港大肆活动，沈钧儒为主席，章伯钧副之，如不解散，由张澜、黄炎培等主持，则比较稳健也。

不仅处置自由知识分子的决策失当，他们对于乡村问题的严重性向来也不够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国民党上层不大留意乡村的困苦。其实，早在1932年茅盾的《春蚕》系列和1934年沈从文的《边城》问世时，中国乡村从北到南就已陷入饥饿、动荡的危机中，只是日本入侵的危机太深重了，压倒了乡村的危机，但是乡村危机的后遗症终究要以某种方式爆发出来的，那就是国民党政权的出局。只是包括蒋介石在内，国民党上层的许多人未能及时明白罢了。我再次想起“上帝的磨子转得很慢，但是磨得很细”这句话，生活还在继续，历史也在继续。

“老通宝”们的命运看上去似乎渺不足道，无关大局，他们病死，还是饿死，不会上报纸新闻，除了他们的亲人，甚至无人为他们的死而哀伤。然而，人命关天，任何一个时代在土地上讨生活的人，他们的生死绝不可以忽视，尤其对掌握了政权的人而言。1930年代中国乡村的苦痛字字如血，潜伏着十几年后局势演变的信号。书斋中的张东荪也许未曾留意到这些线索，但他在思考中国的将来时，曾经设想过士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以教育为终身职业，实行职业自治的社会主义，就是组织同业公会来自治；二是与农打成一片。即将在他面前展开的历史是，那在战场上锐不可当取代国民党的力量，走的似乎正好是后面一途。当然，他想象中的“与农打成一片”并不是这样的。老实说，他对乡村的苦难了解甚少，怎样“与农打成一片”他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思路和方案。曾与他同在民盟的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上有十年以上的实践，而且有系统的理论表述，这些静悄悄的努力不幸被日本入侵中断。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这些知识分子迈出的脚步，已超越“书斋中的革命”，直接通往乡间地头，无疑他们也是“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只是历史给他们的时间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