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试图通过还政于民、兑现宪政的承诺，获得美国的支持，时机不巧，反而加速了崩溃。但他也不是没有任何机会，只是他手下大多数人理解不了他的苦心，包括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在国民党内就一边倒地通不过。罗家伦、雷震等人的日记都记着，1948年4月4日他在国民党中央执行会临时全会上痛言，如果大家不听他的主张，不出两年，国民党有崩溃的可能。这番沉痛之语决非戏言。与他同样来自军这个阶级的李宗仁等人，对于时局的判断就与他不同，派系之间的狭隘之见令他深感无奈。

他们诚然缺乏张东荪那样的认识，也不可能安静地坐下来思考更深刻的问题，只能随着时代剧变的风浪颠簸。此前，王世杰在1947年5月4日的感慨是有针对性的：“凡在政治上或社会方面负重责之人，往往因日常事务之繁重，不及腾出时间，从容思考，或阅读有哲学性之古今著作。其实最需要细密思考，而且最需要不时从哲理方面，研讨自己之过去与将来之行动者，恰是这些忙而负责之人。”

是年7月9日，他为国民党的无办法而深感悲观，因为“无真正具有公心而且具有现代民主思想之人主持党务”。他也确实意识到国民党这架机器中少了“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像他这样有见识、有才能、有操守的读书人，在蒋介石圈中的作用已越来越小，抗战胜利的欢欣转眼化作了忧愁和焦灼，失败的阴影笼罩在石头城上。7月16日，“近来极消极”的王世杰想到了自己何去何从，想到了总崩溃：“盖予今日之选择，一为引退，一为继续尽其力之所能为，以阻止国民政府与本党之总崩溃，不计成败与毁誉。今日之问题诚然是一个防止总崩溃的问题。”这要比蒋介石的上述痛言早了八九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