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阿根廷记者里塔·格尔伯特写到拉丁美洲人被视为二等公民的滋味。“比如，在纽约参加晚会，[如果]有人注意到我的口音，他们总是问我：‘你是法国人吗？’‘不是，我是阿根廷人。’我的社会地位跌落之后，外国人特有的魅力也在他们的目光里消失掉了。美国人挂在嘴边的问题是，阿根廷人说不说葡萄牙语，或者——如，西切斯特一所著名高中的校长就问我——‘你们国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有多大？’”从西方文明的角度来说，这一地区生活在深深的阴影里。奥克塔维奥·帕斯也说过：“拉丁美洲人生活在西方和历史的边上。”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也发出了相同的感慨：“在欧洲人眼里，南美人长着胡子，手里弹着吉他，还握着枪……他们不明白这个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压抑感才是El Boom（繁荣又称爆炸）后面的发动机——爆炸二字是从英语借入西班牙语的，指“经济迅速成长期”。从60年代初开始，爆炸的成因和定义就引发了人们的讨论。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与此相同的事件仅仅发生过一次，虽然规模要小得多。1885年，出生在尼加拉瓜米特帕的诗人鲁文·达里奥才22岁，这一年他出版文集《蓝……》，文集收入他创作的诗歌和散文，现代派运动从此发生。现代派这一称谓与其在英语里对应的说法有混淆的地方，在英语里现代主义是弗吉尼亚·伍尔芙、埃兹拉·庞德、T.S.艾略特和詹姆斯·乔伊斯的美学原则。西班牙语的Modernistas要比伍尔芙他们早30几年。在达里奥的率领下，现代派不仅希望更新西班牙语诗歌，而且还希望在美洲达到这一目的，当时文学在拉美大陆上还是少数精英的领地，深受欧洲（伊比利亚）文化的影响。

他们的诗歌是对19世纪法国巴那斯派的答复，当时实证主义哲学对玄学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强调通过感官获得实际信息的重要性，所以巴那斯风格很是流行。他们感兴趣的是哥特式的、光怪陆离的意象。他们中有些人是旅行者和外交家；另一些人生活在各自的国家。拉美的现代派——如，何塞·马尔蒂、恩里克·冈萨雷斯·马蒂尼斯、何塞·希尔瓦、德尔米拉·阿格斯蒂尼和利奥普尔多·洛格尼斯——第一次被当成“拉丁美洲人”来阅读，虽然范围没有超出伊比利亚半岛，那里对他们感兴趣的知识分子为数有限，其他人则对他们持轻视的态度。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次运动从来都不是统一的联合行动；其轮廓也是朦胧的。这次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所关注的又是什么？如何才能达到目的？1918年，此时现代主义运动已成明日黄花，米格尔·德·乌纳姆诺抱怨说：“我分不清现代主派和现代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此不同的、相互矛盾的事物取了这两个名字，使我们无法把二者划入同一个范畴。”

虽然现代派在一旁推波助澜，但美洲作为统一的文化阵线这一概念依然没有实现。这一问题等到60年代才发生变化。所以有必要将《百年孤独》及其作者放在当时的文学环境里来研读。二战结束之后，长篇小说作为文学类型生存空间极为有限。横扫欧洲的战役使数百万人丧生，纳粹德国在劳动营、集中营和死亡营里组织的死亡机器迫使拉美大陆的人们意识到，因为先进技术的出现，后工业社会已经走入死胡同。苏联的无产阶级政权和苏联阵营内的中欧东欧各国信仰马克思-列宁的哲学，将小说变成政治工具。所谓社会现实主义风格迫使作家把小说变成教育人民的读物，写的是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