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斯大林主义牢牢地统治苏联时，西方阅读的是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其他作家。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审判》和《城堡》以寓言的方式描写官僚政府的罪恶和极权主义下中产阶级的困苦。另一方面，普鲁斯特的多卷小说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I（《追忆似水年华》）以鲜明的内省，为自给自足的、自我专注的类型确立了典范。普鲁斯特似乎对情节不感兴趣，所关注的是人类的经验。作为这门艺术的实践者，普鲁斯特好像把文学等式上重要的角色读者忘到了脑后。这部小说被视为自我专注的、高度心理的和过度个人至上的作品。

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写的不是现实，是语言。从年青的爱尔兰人斯蒂芬·德达勒斯、反英雄的犹太人列奥普鲁多·布鲁姆、布鲁姆那无法满足的妻子默利的视角出发，小说以《奥德赛》的风格讲述了都柏林一天的生活。乔伊斯的叙述将小说推向极点，在这方面是极个别的例子。在《菲尼根的守灵夜》里，乔伊斯又把小说朝前推进了一次。《菲尼根的守灵夜》什么也没写；这部小说写的是作品自己。后来人如詹姆斯的学生、助手、朋友塞缪尔·贝克特与乔伊斯走的是同一条道。

等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出版小说时，如《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不仅欧洲，而且连小说似乎也在朝他们的方向走，这里所说的小说是指欧洲特点鲜明的文学类型。仿佛是被迫着重振小说这一类型，这时从所谓西方文明的边陲传来了不同的声音：非洲、亚洲、南太平洋和拉丁美洲。几百年来，这些地方始终被视为次要的地区，是文化的反应者，而非文化的创造者。小说作为类型的复活刚好发生在这些地区，原因是这里的人并未因为旧世界发生的破坏而怀上愧疚感。这里的自由感和创造性为文学的再生提供了条件。

这一次重塑小说的作家是南非的戈迪莫、尼日利亚的阿奇比、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埃及的马福斯、以色列的欧兹、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墨西哥的胡安·鲁尔福及拉美文学爆炸出现的那些作家，其中尤以加西亚·马尔克斯最为卓著。对一些文学史家来说，这次是“蛮人的归来”，是从属的艺术家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掀起的一场运动，其他人将这次绚烂的文学事件视为“后殖民心态的勃发”。这次运动的特点是，后来的作家确信“西方文明”这一概念太狭隘太束缚人。世界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充满活力，文学不可能总是来自几个固定的地方。文学是民主的，平等的，应该遍布各个国家。

新的叙述方式出现之后，读者发现小说这一文学类型就在他们身边。不同国家的作家借助新鲜的语言、新鲜的风格、不同的叙述方式，能使小说这一形式为己所用。此后，小说开始吸收其他传统的民间传说。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新读者的出现，因为小说已经不再是欧洲人的专利。不同国家的作家开始运用小说来探索他们当地的话题。这些探索是以当地读者为目标的，但终将赢得国外的读者。

如果说在此之前所有的小说都是在欧洲出版的，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事实与此相反。在19世纪的拉丁美洲，小说这一形式并不少见，如何塞·菲尔南德斯·德·利扎尔蒂的《贪婪的鹦鹉》和多米尼戈·萨尔米恩托的《法孔多：或文明与野蛮》。这些小说显然是在讲述个人与群体的关注，如城市里的贫穷、少数民族的角色及性别关系。不过，这些作品在写作手法上是派生出来的，打上了模仿欧洲人的烙印。二战之后的新小说对外国的依赖就小得多。虽然新作品使用的原型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这些作家消化了欧洲的传统，他们可以根据各自的环境自由自在地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