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百年孤独》的写作用了18个月，1965年开始，1967年结束。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朋友、熟人和记者，一次他与梅赛德斯开着他那辆奥普尔从墨西哥城驶向阿卡普尔科，他的感悟来自这次家庭旅行（他还说过当时开的是大众。）总之这部小说后面的传奇故事与柯勒律治的诗歌《忽必烈可汗》如出一辙，从中不难看出灵感的缪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来到艺术家身旁。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宣称，一次吸食鸦片之后进入幻境，“接到了”有关蒙古和中国皇帝的那首诗歌，时间在1787年秋天，地点是英国艾克斯摩尔的一处农舍。他醒来之后赶紧把这些日后著名的诗行写下：“忽必烈帝临上都/敕令建造安乐屋；/此地圣河阿尔芙/流经石罅幽幽暗/倾入大海光不现。”

这里要指出，柯勒律治创作这首诗歌并未煞费苦心；诗歌来自更大的力量。这一说法与19世纪浪漫运动相呼应，浪漫派就把诗人视为沟通者，他们的灵感来自上天。柯勒律治写道，当时有人敲门，是一个“来自波尔洛克的人”。他停笔开门，但当他要继续写作时，被打断的诗歌却不见了。他记不起下面的诗句。结果《忽必烈可汗》并未写完，仅有54行。

将柯勒律治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联系起来，这似乎有点牵强。在历史上他们的语境大不相同。诗人浪漫派的视角与崇高发生关联，属于拉丁美洲文化的另一时期：现代主义运动。这次运动的领袖之一、尼加拉瓜作家鲁文·达里奥将诗人描写成“上帝之塔”。达里奥的传统在20世纪知识分子那里依然香火不断。但等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出来之后，现代主义运动释放的仅仅是点点荧光。此时马尔克斯出生的国度，殖民主义在上面留下累累伤痕，他对此早已是义愤填膺，渴望变革，要成为普通大众的代言人，所以说他的灵感来自身边的罪恶和不公正，并非来自神明。若是为他画一幅像：他是执著的、不信神的、人民中不折不扣的一员，是现状的敌人。

这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为人，但围绕写作《百年孤独》的传奇故事，在格调上又与浪漫派相通，所谓传奇，是作家自己在一旁推波助澜，说艺术家是缪斯手里的工具。按照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描述，这一过程不太像创作，更像是听写。在他寻找合适的叙述风格时，他的作品里自然有了点石成金的成分。动笔之前，他足不出户，一连十几个月，等小说完成之后才与人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