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国民党面对潜在的省籍矛盾与快速经济社会变迁所持续进行的组织调适。国民党的组织在政治体制改革前夕曾经经历过三种重要的转化：第一是吸纳经济社会结构快速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新兴社会力量；第二是培育台湾本土社会的政治精英；第三是透过地方派系来维持党对基层选举的主导力量。

国民党为何推动改革当然是关键问题，但要理解台湾民主化，也必须分析反对运动的社会基础，及反对运动和执政者之间的博弈，尤其后者更牵涉关于蒋经国角色的许多争论：他是主动推动还是不得不然？

反对运动的社会基础则涉及本土化的问题，而许多人都同意台湾民主化的动力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本土化的要求；所谓本土化包括处理三个层次的问题：“中华民国体制”、“国家认同”、省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反对运动在1980年代最主要的诉求“国会”改选，基本上就是可以一次性解决这三个问题。本土化在1990年代更成为主导的时代精神，并造成严重的政治斗争（如李登辉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间）以及族群政治，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的政治分歧，但本书并没有专章讨论此问题，是一大遗憾。

3. 公民社会的转型

民主化的一个重要面向是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角色。社会学者张茂桂分析台湾“社会力”的崛起、转型以及与政治领域的互动，并细致地讨论了在1980年代社会运动风潮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之为“自力救济”（约从1970年后期到1988年间），第二个阶段是社会运动风潮（约从1985年开始）。后者主要是因为政治自由化的局势逐渐形成，造成社会议题的“公共化”进而“政党政治化”，因此促使社会运动争相出现。他特别指出台湾学者在使用civil society时，依不同年代使用三种不同的翻译方式，分别是“民间社会”、“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而这也意味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规范性意义。

在1980年代，civil society先被翻译为“民间社会”，作为“社会力”浮现的想象。这主要是以“官vs.民”的二元对立，来说明台湾1980年代的草根自主性抗争和威权统治者处于二元对立、民间自主反抗的社会情势与政治条件。到了1990年代，进入“社会运动制度化”、“社区”兴起的时代，civil society被翻译为“市民社会”，其主要是知识界、社区运动鼓吹者所使用的理论用语，特别反映1990年中期之后，公共知识分子对于推动“社区总体营造”、建立“社区大学”的兴趣。2000年之后，第一次政党轮替，过去的“民间社会”的抗争者现在反成为在朝者，而国民党主政时期试图建构的“社区营造”计划已经被行政体制化所吸纳。此一阶段，civil society常被翻译为“公民社会”，强调公民要有正常的公共关怀，特别是不应该被党派意识形态所限制，更不应该被族群身份所限制。

然而，台湾公民社会真的成熟了吗？在本书另一篇文章中我强调，台湾公民社会仍有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媒体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十分苍白贫乏，对政治人物和公共政策没有足够监督和多元辩论；这又进一步使得台湾的公民参与不够：人们选出了政客，把权力交给他们，然后成为看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