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初，台湾一份报纸的头版是一名大学生的“礼貌”问题──台湾清华大学学生陈为廷在“立法院”批评“教育部长”伪善、说谎。事件背景是数百名学生上街抗议台湾旺中集团购买“壹传媒”可能造成的媒体垄断，“教育部”却发文要求学校去“关切”这些学生，舆论哗然，认为是威权幽灵再现。“部长”和学生因此被邀请到“立法院”备询。学生对“部长”的严词批评，在某些大人眼中是不尊师重道，甚至被夸张地说成是红卫兵搞“文革”；但在许多年轻人眼中，关键不是礼貌问题，而是陈为廷在那段谈话中主要谈的媒体垄断和教育商品化问题，且他的言论既不算粗暴也没有违反程序正义。

这个火热的争议，鲜明地凸显了严重的世代矛盾。

青年与成人的世代矛盾当然存在于历史上每一个阶段，但是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从1960年代青年反文化革命之后，年轻世代再度站在历史的新舞台上，并且与掌握资源的成人世界激烈碰撞。尤其，继前几年的八零后现身，如今是九零后开始成为主角。

在大陆，从八零后到九零后年轻人开始更多地表达自己的声音，去参与公共事务：广州高一少年孤身举起牌子反对地铁站翻修，深圳高中生编出一份让大人世界都汗颜的刊物，上海的外来中学生在微博要求辩论教育公平，更多少年在疯狂的反日游行中呼吁大家理性。包括乌坎事件在内的一起起的维权事件，九零后的传播与组织能力已获得关注。

在香港，几年前八零后青年的社会运动就已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他们保育历史与社区、反对兴建高铁、保卫农村菜园村、包围立法会、下跪苦行，用新的艺术与创意去介入社会，这些冲撞与反抗震惊香港社会。而不过几年，街头主角变成九零后的中学生：在2012年“学民思潮”带领香港社会占领政府总部，震撼世界。

回到台湾，1980年代时，随着整个社会力的解放，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开始冲撞体制，校园中也出现学生去争取学生权益，或者走出校园参与社会和政治运动，到1990年3月在中正纪念堂的野百合运动为最高潮。

此后，大规模学运逐渐退去。然后，当这些成长到二十岁的七年级生/八零后进入公众视野，人们开始说他们是不能承受压力的“草莓族”，是不行动只会在网上发牢骚的乡民，说他们更现实、功利，不重视严肃的思考。

这个说法有事实也有迷思。

首先，随着台湾政治上逐渐建立起形式民主，早期反体制社会运动的日益制度化与专业化，以及全球化浪潮下消费主义的强大支配力，1990年代的时代精神确实和1980年代的反抗风潮不同。尤其，以往反对者可以把所有问题都认为是长期掌权的国民党的罪恶，但现在对新一代的青年来说，抗议的敌人不再如此简单，压迫不再以往那么庞大。

再者，新的青年世代的确在某程度上比二十年前更轻盈，但这不是只属于新世代青年人的特质，而是当前整个台湾公共领域的病症，尤其是媒体的苍白贫乏。而且，如果说现在青年缺乏思想的重量，那么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些控制人们接受讯息的主流媒体。

还好，时代正在改变。这是一个网络时代，我们有了独立媒体，有了另类的公共领域，有了社交媒体可以让人们彼此交流各种不在主流媒体曝光的讯息与分析。

事实上，从1990年代中期至今，校园中从来不乏关心或从事校园改革或社会实践的学生。而从六七年前开始──也正是网络开始普遍时，更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行动主义”青年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