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知名左翼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去年就说，占领华尔街不只是要改变财富的分配，而是财富背后的政治权力。最早发起运动者之一的人类学者大卫?格雷伯（David Grabber）在今年9月的回顾文章中也说：“我们所想的并不是不平等或者仅仅是阶级，而是阶级权力。”

所以“占领华尔街”其实是要追求一种权力关系的翻转：因为这个世界被华尔街占领了，所以他们要反过来占领华尔街。而他们在广场上的占领形式，实际上是实践了他们所向往的另一种世界：一种彼此包容、互相尊重、人人平等的社区生活，人们在公共空间中公开地、民主地讨论他们要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批评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改革的具体政策，是意义不大的。因为他们不满的是民主体制和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一如1968年法国街头的反叛青年，或者1999年西雅图街头上的反全球化青年，他们对整个体制不满，并且未必有具体的改革方案（其实是有五花八门的提案的），但他们追求的是“想象另一种可能”，并且要透过广场进行直接民主的讨论，去落实这种想象力。

普林斯顿大学知名教授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说得好，这场运动的意义不是去谈一堆政策建议，而是一场“民主觉醒”。或者如一个参与者所说：他们的要求是大家去思考体制的根本问题，而不只是讲出症状；他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给出答案的运动，而是提出正确的问题。

事实上，占领者所抗议的诸多问题，世纪初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就已经在各种标语与论述小册子中被提出，只是当时还是经济景气的美好时代，主流体制捂起他们的耳朵。直到这场金融危机让这些愤怒者的预言都实现；现在，人们终于听见他们的声音了。

当然，波澜壮阔的广场最终可能只是一场浪漫的激情演出，占领者终究会离开广场。要改变世界更需要的是持久战和阵地战，需要草根组织起来不停地战斗。这群年轻的占领者确实在几个月后回到各个城市、各个社区，维持他们的联络，并进行不同的草根组织工作。

1968年的全球青年反抗运动，戒严的黑暗时代中的台湾缺席了。2011年的台湾呢？我们不也是面临和其他不满青年一样的问题吗：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青年贫穷化、严重偏向富人的税制、财团的无尽贪婪，以及一个不能真正面对人民需求的空虚民主。

台湾青年们也要走上街头“占领台北”。这场行动或许也不能够改变什么，但重要的是，更多青年热情被激发出来，以及让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什么，可以把改变的火种带回生活、带回社区，继续去思考、辩论、行动。

占领的精神是要从政治和经济统治者手中夺回人民的权力，去重建民主的公共领域，去决定我们要什么样的生活。

每一个抗争的场域就是一个占领的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