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罗斯（Michael Ross）在2011年9月的《外交事务》期刊上就为文驳斥。因为阿拉伯之春的前两个垮台政权埃及和突尼斯都是没有石油资源的，其他几个石油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巴林都稳如泰山。唯一垮台的丰富石油国家是利比亚，但卡扎菲的倒台跟外力介入（亦即北约轰炸）有很大关系。伊拉克也有丰富石油，但更是在外力之下建立脆弱的民主。所以阿拉伯之春并没有真正颠覆这个石油诅咒。

罗斯更进一步提醒我们，即使威权政体垮台，新的民主还是很可能受到石油诅咒的影响，亦即选出的领袖还是会用石油换来的资源提供民生福利，但同时压制异议，例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或者俄国的普京。

除了经济和社会条件外，对政治变迁的分析还得观察政权性质和国家的控制能力。许多学者都强调一党支配型的威权政体向来比强人统治型和军事统治型的政体更为稳固，因为所有威权政体都可以靠经济表现、民族主义或恐怖统治来巩固权力，但一党支配型的政体对社会有更强大的穿透力和吸纳力。

“阿拉伯之春”证明了强人统治的苏丹式政体（sultanistic regime）的脆弱。所谓苏丹式政体是指“国家领导人不顾正式体制来扩张个人权力。他们不诉求任何意识形态，而且除了维持权力外别无目的。他们也许会保留某些民主制度，如选举或政党，但是他们借由培养忠诚支持者或有时宣布国家的紧急状态，而蔑视这些制度”。这种苏丹式强人政体看来不可动摇，但其实很脆弱，尤其他们会遭遇权力继承问题。所以虽然民众抗议震撼了许多中东国家，但最早成功的突尼斯和埃及都是现代苏丹式政体；相对地，其他许多阿拉伯国家属于君主式王朝，是比较制度化的威权统治。

石油诅咒或政权形态或许确实支撑了阿拉伯的威权体制，学术知识虽然也告诉我们结构性的趋向，但是历史往往是在不经意的转角改变方向。谁知道下一个春天会在哪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