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非洲人对此片白人中心的思维极为不满。当这部片子在北乌干达首次播放时，造成民众强烈反弹，甚至向屏幕扔掷石块，使得主办方放弃巡回播放的计划。

一位知名的非洲小说家泰茹?科尔（Teju Cole）则在推特上发表了

《关于多愁善感的平庸的七点感想》。他说，“看不见的孩子”这个组织是所谓“白人拯救者工业复合体”（White Savior Industrial Complex）的一部分，就像此前包括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摇滚明星Bono等人试图终结非洲贫穷的行动。

另一位乌干达裔美国人也在他的博客上说：“我们非洲人，尤其是离散在外国的，不满于我们的主体性长久以来就被那些有罪恶感、想做好事的西方人所劫持，他们一直认为非洲的问题是他们的责任。但是，非洲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会不断犯错。如果你们真的要帮助，请把你们的罪恶感和善心留在你们家。请让我们自己决定我们的命运。”

但这种孤立主义的观点真的比较好的吗？让西方人把罪恶感和善心留在家里是对非洲最好的选择吗？我们有无可能强调一种国际的团结（solidarity），让外界可以投入资源来协助面对贫穷、灾难、内战或者独裁者迫害的人民，但是能尊重他们的自主性、能让他们自我组织起来，自己寻找方向？

我们必须承认现实的复杂和出路的困难。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答案，但这正是“Stop Kony”影片的问题：它让观众不会想去知道更多真相，只要他们已经在脸书上分享了，已经买了手环，那就够了——它的简单性正是他们的成功之处，但也是他们的危险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