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这不仅是个谎言的年代，也是个失去抵抗的想象力的年代，是我们自己从战场上撤退了：“我们已经丧失了分析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批判能力。我们看来是被锁藏在柏拉图的洞穴里，业已抛弃我们思考和行动的责任。我们已经让自己成了无法愤怒的呆惰生物，无法拒绝随波逐流，失去了向我们最近的过去，那些峥嵘的人与事，发出异议的能力。我们已经来到了文明的终点，而我并不欢迎那象征终结的最后号角声。”

许多人认为萨拉马戈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纽约时报杂志》的长篇访问中他说：“这个世界对千百万人是地狱一般的悲惨。这世上虽然有不少人试图寻找出路，但是你无法改变人类的命运。我们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的自由正在消逝，我们没有批评的空间，而极权主义——跨国企业的极权、市场的极权——甚至不需要一个意识形态，并且宗教的不宽容力量正在上升。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就在这里。”

在本书中他也自己说：“我通常被说成是一个悲观的人……我通常强调对于我们人类在道德上任何有效且实在的进步与改进的可能性，我感到怀疑。”但是，他接下来说：“实际上，我宁可选择乐观看待，即使是只剩下一个希望，也就是那直到今天，日日都升上来的太阳，明天也依然会升起。太阳明天依然会升起，但是总有不再日出的一天。文章开头的这些反应，是受到家庭暴力这个议题激发引出的思量。”

因此，他终究认为：“如果有朝一日，这个世界能够很成功地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我知道这只能是透过我们的行动，才能够达到的结果。”

那么文学可以改变世界吗？在访问中，他一样表示悲观：“一个伦理的小说可以暂时影响一个读者，但也只有如此。我会尽量地写，但是当我的读者说你的小说改变我的生命时，我不相信。也许这就像新年愿望：你只有在第一周会希望记得这个愿望，然后就忘了。”

然而，即使小说的力量有限，他还是必须要写，因为：

如果一个作家属于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倘若他没有受到过去的锁链捆绑，他就必须知道他生而为人的这个时代当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那么，当今之世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根本、最要紧的是，当世界需要批判观点的时候，文学就不应该遗世而孤立。

是的，这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乐观。纵使我们生活在当前民主与市场体制下的谎言的年代中，但萨拉马戈还是不断地用他的小说，用这本“政治笔记”，提醒我们不要继续麻木/盲目，而是要仔细去看，要好好观察，然后，起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