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洋上向西漂流了近3200千米后，菲尔和我被日本人“救”了起来，马克已经在漂流的第33天去世，我们海葬了他的尸体。

日本人将我们从一个战俘营转移到另一个战俘营：第一年，我被关押在横滨附近的大船秘密审讯处，后来我被转移到东京湾一个人工岛上的大森集中营。在这里我受尽残酷的折磨，尽管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我来到大森集中营的第一天就被那个人称“鸟人”的冷血守卫渡边睦弘给盯上了。“鸟人”残忍无比，如果他听见有人骂他，那么集中营的所有战俘都要受罚。

那天所有战俘列队完毕。“鸟人”趾高气扬地在我们面前踱步，好像自己是上帝一样。他每走到一个人面前就会停下脚步，用他那幽暗邪恶的眼睛上下打量。他看着我，我避开了他的眼神，“啪”地一下，他用棒子把我打倒在地。很显然，如果你不正视他一定就会挨打。

“为什么不看着我的眼睛？”“鸟人”发怒地说。

这一次我真的看了他的眼睛，谁知道他又是一棒！我躺在地上鲜血直流。他递过来纸巾，像是表示歉意，我想这家伙还不至于那么坏。我接过纸巾，擦干头上的血，站了起来。

“梆！”我又吃他一棒！倒在地上的我完全没有招架之力，认定这次肯定遇到了虐待狂。

从那以后，他经常找我麻烦。我努力躲开他，但是每次他都能找到我。他会带着两个士兵来到我们的营房叫大家立正。他搜遍营房，终于发现我。他走过来狠狠地说：“你是最后一个立正的。”说着他解下镶有一颗大钢扣的皮带朝我的头一顿暴打。

总之，他总是能够找到惩罚我的理由。由于只有中士军衔，“鸟人”没有多大权力。尽管集中营里有许多比他军衔高的战俘——潜艇指挥官、上校、船长、中尉等，但是他可以对其任意宰割、毫不留情。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胆敢怠慢他的指令，那么肯定会挨打。事实上，他打我们根本不需要借口。我饱受折磨，而有的战俘情况更糟糕。要想少挨打，就必须对“鸟人”唯命是从。

被“鸟人”虐待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愤怒，但是我不会告诉他我是意大利二战时期，日本和意大利同属轴心国、法西斯同盟。后裔，我将仇恨藏在了心底。最让我难以忍受的不是肉体的疼痛，而是精神的侮辱。谁会甘愿受辱？谁会甘愿被当作畜生一样对待？我是坚强的幸存者，我不会屈服。我对“鸟人”的憎恨胜过鲨鱼，虽然“鲨鱼想吃我们只是因为它们很饥饿”和“‘鸟人’虐待我们只是处于工作职责”似乎是同一个道理，但是我不会原谅“鸟人”，任何想杀了你的人都是敌人。

有一天，让我意外的是“鸟人”没有打我，而是问我是否愿意去东京广播电台做广播。我不想参加任何有损祖国荣誉和违背道德的事，但是我想也许可以通过广播让家人知道我还在世（大森是一个秘密集中营，家人完全不知道我的下落，他们认为我已经死了）。我询问营房中高级军官的意见，他们竟然不反对我去做广播，其他战俘也都认为我应该借此机会向祖国传递信息。我已想好了应对策略。

我向“鸟人”表示我愿意去做广播。东京广播电台的两个工作人员（战俘营的兄弟们猜测这两个是情报人员）要求我写好广播稿。

1944年11月18日，我被他们开车送到了东京广播电台，电台位于一座崭新漂亮的大楼里。在美式餐馆里吃了午饭后，我被他们带去参观舒适的酒店房间。这些房间里的床和大森集中营的木板床可大不一样。我知道，日本人想用这些东西引诱我。

我做了广播并成功地透露了战俘营的其他兄弟也活着的信息。几个月后我才知道我的广播让朋友和家人兴奋不已，因为在广播之前父母已经收到了来自罗斯福总统的吊唁信，家人以为我已经不在人世，十分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