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星期后，那两名工作人员又把我带到了东京广播电台。他们夸奖我“有着动听的声线”，送我一件过冬的厚实外套，还带我去餐厅吃饭。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个美军士兵和两个澳大利亚士兵。据日本人说，这3个人也在做广播，表现很好，也受到了相应的礼遇。他们一一和我握手，却将视线投向地面，像是不敢正视我。我明白他们心里想说什么：“哎，我的战友啊！很抱歉我走出了这一步，我为自己感到羞愧。你可不要向我学习啊！”

我多么希望他们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啊！现在我终于弄懂了“鸟人”为什么几乎每天都要单独挑我出来受罚，他们是想将我培养为宣传工具。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对我拳脚相加呢？因为我不是一名普通的战俘，而是知名运动员。那个年代，运动员和电影明星一样很受欢迎（今天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要让我先受尽折磨，然后用安逸舒适的生活做诱饵以说服我配合他们的宣传工作。和那三名士兵一样，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与日本人合作以免受牢狱之灾，享用美味佳肴。

如果我再次被允许读自己写的广播稿，或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说话，我一定要抓住机会。但是，这一次日本情报人员要求我宣读他们写好的稿子。

我看了几句广播稿，简直是颠倒是非、一派胡言！

“不，我不能读这些！”

“但是你必须读！”

“我是不会读的。这些话根本不像是我说的。”我不应该这样说的，因为日本人会以为他们改几个词就会让我满意了。

我依然严词拒绝道：“我绝不会读的！”

他们的广播稿是这样写的：

不论你信不信，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或者说是在不幸中走了好运。我是路易·赞佩里尼，今年27岁，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为什么说我是幸运的呢？因为我还活着，而且活得挺好……

他们走出了录音室，聚在一起协商对策。我乘机偷偷拿起一份广播稿塞进了口袋，希望没人发现。协商完毕，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对我说：“因为你拒绝读广播稿，我想你只得回到集中营了。”

我想？难道他是在给我再三思考的机会吗？

“不，我是坚决不会读稿子的！”我再次拒绝。

我曾经向一名军官保证过我一定会效忠祖国、捍卫祖国的尊严，日本人可以肆意惩罚我，但是他们不能动摇我的意志。丧失意志，我就彻底失去自我了。

我认识到尽管拒绝广播会被送回集中营，但是这对我也许是件好事。因为我可能会被转移到其他集中营，这样我就可以远离“鸟人”的魔爪了。

然而，让我吃惊的是“鸟人”在我被转移之前已经离开了大森集中营，也许是因为我不配合广播，他被惩罚了吧。1945年3月1日，我终于坐上火车被转移到东京西北方向400千米的直江津集中营。

战俘们在4-B营房的小院内列队接受检阅，风雪蹂躏着大地，时间被无情地冻结，终于集中营长官从一个锡制小屋里走了出来。

他不是别人，正是“鸟人”！

我惊出了冷汗，身子差点倒在旁边狱友的身上。我的心已经彻底绝望了。天啊！为什么是这样？这世上最残忍的玩笑、这死亡之吻几乎磨灭了我仅存的一丝斗志。我意识到根本无处可逃，只能任其宰割。

渡边朝这边走来并认出了我。他那黑色眼睛投出的光芒再次将我刺伤。我不敢看着那双可怕的眼睛，也不敢回避。他露出了邪恶病态的笑容。似乎他早就知道我会在这里。

然而，我不能放弃希望，那不是我的风格！我要竭尽全力生存下来，从那一刻起直到被释放回国，我真正领会了“永不屈服”的深刻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