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七日

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偈，不觉过了四十余天。前写信去家，议接家眷。又发南中诸信。比作季仙九师寿文一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兹拟自今以后，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辰后，温经书，有所知则载《茶馀偶谈》，日中读史亦载《茶馀偶谈》，酉刻至亥刻读集，亦载《茶馀偶谈》，或有所作诗文，则灯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

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臂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热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速死。诚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谨记于此，六月初七日夜记。单从这篇日记上来看，说曾国藩借日记巴结权贵，以期飞黄腾达，明显有失公正，是不客观的。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说得明白，早在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权贵这种动物之前，就已经发下宏誓，要让自己的人生有所成就。

曾国藩三次改名，刚刚出生的时候叫曾宽一，20岁那年改名曾子城，曾子城比曾宽一体面，也更给力。但马上，曾国藩丢弃了这个既体面又给力的名字，重新将自己命名为曾涤生。

曾涤生这个名字，怎么听怎么别扭，缺乏力度。但曾涤生解释说，他这个名字，是有来头的，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臂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这个解释固然是合情合理，却恰恰印证了曾涤生同志的稚嫩与卖弄。

简单说来，曾涤生这个名字，因其取字生僻，缺乏公众认知度，念起来别扭，听起来没感觉，想要记住就更难。总之是行之于艰涩，偏离了大众所关注的热点区域，缺乏最基本的品牌意识。

相比于他的老师穆彰阿，曾国藩明显差得太远。看看穆老师替他起的新名字：曾国藩，听起来堂堂正正，气派非凡，带有强效的掷地有声之效果。可知穆彰阿能够位居高位，真不是白给的。

在这篇日记中，曾国藩向世人透露出了他最基本的哲学思想：这个哲学思想实际上就是热力学三定律，相近的哲学思想则表述为：

第一，世界是平衡的，任何增加必然会有相应的减少。曾国藩用以表述这条定律的原话是：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

第二，无序（熵）的总量只能永远增加，所以建设性的工作唯艰唯难，而破坏性的工作却是超级之简单。在此观点上，曾国藩的表述是：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热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

第三，理想状态是无法抵达的，最多只能是无限趋近。正因为知道这个道理，曾国藩也不敢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得太高，实际上他是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不太丢人现眼的文人学士的位置上。在日记中的具体表述是：诚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