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最初设定的口述对象确定为一百个人，是具体的数字，并不是一种概数。

当时，我通过报纸表示，我要为普通的“文革”经历者记录他们的心灵史，并表示要在发表时隐去这些人的姓名以及相关的人名、地名。当时“文革”崩溃不到十年，种种恩怨犹在，人们心有余悸，我要保护这些向我倾吐心声的普通百姓。

开头几个月里，我收到响应者的信件四千余封，电话无数，我感觉我像掘开一个堤坝那样，一种来自社会的心灵之潮凶猛澎湃；我感受到“文革”劫难的深切与巨大，以及一代人压抑之强烈与沉重。口述时，我倾听到那么多陌生人—形形色色、匪夷所思的命运悲剧主人公的心灵述说，促使我的思考不断地触到这个悲剧时代的本质，因此我要用这部书记录那个时代的真实，人的真实才是时代的真实。

我忠实地记录下一个个亲历者心灵的声音，并依照我的承诺在发表和出版时隐去他们的姓名与相关的地名，以及会使他们“暴露”出来的细节。尽管我做得已经够严密了，却没料到—由于书中体现的环境氛围和口述者的语气太逼真，最终还是被一些与口述者相关的人觉察出来。口述者的苦难常常是一种绝对的隐私，一旦变成公开化，就使他们身陷纠结、困扰与次生的悲剧中，这使我深深愧疚，甚至有负罪感。

这种事接二连三地出现，迫使我中断了写作，并在再版时删去这类篇章，于是本书的“一百”的词义也由具体数字变为概数。

三

忏悔是我在口述过程中一直期待的，因为我在长长一段时间的口述过程中遇到的全是受难者，没有一名忏悔者，这使我心怀忧虑。“文革”中无以数计的悲剧，怎么没有一个忏悔者出现？那些在“文革”中作恶的人真能活得那么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忏悔不只是觉悟，更是觉醒，良心和良知的觉醒。我说过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一个真正健康和文明的社会需要广泛的良知。

我一直等待一位勇敢的忏悔者的出现。

去年春寒时候，我在巴黎圣母院内，面对侧面一排古老的忏悔室伫立良久，默然反思着这件事。回来后，我在《西欧思想游记》中写道：“我们的‘文革’要从这里走出来就好了，整个社会就会干净多了。”有幸的是，回国不久，我便从媒体中看到几个“文革”忏悔者的赫然出现。也许这几个人曾是威震一时的“文革”名人，也许它又触动了那个至今未有结痂的历史伤口，从而激起了来自当事的“文革”受难者最直接的谴责。这谴责穿过近四十年的时光隧道，听来仍觉心灵震颤。

在“文革”已成为历史的今天，有人能站出来忏悔应不是虚伪的。人近晩年，负罪在身，于心难安，公开道歉，表明了良知依存。当然，忏悔不能洗清一切。对于受难者来说，更无法构成安慰。这件事再一次证明了“文革”是什么？“文革”给人留下了什么？

黑暗本身是变不成光明的。我们从悲剧的历史中能获取的只有真正的认知，警戒今天，告诫未来。

历史永远是活着的。有些历史顽疾只有不断吃药才不会发作。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