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曾经出版的书中，不管属于文学还是文献，不管是独著还是主编，形式上大多属于时下所谓“学术著作”，论述的全都是1200多年前的古人古书。

这本《假如有人欺骗了我》随笔杂文，是我第一次用笔介入当代的文化精神生活——不留情面地品评人物，一针见血地针砭教育，犀利尖锐地批评文化，书中的人、物、事，无一不生活和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在所有署名“戴建业”的书中，我最喜欢这本，也最看重这本书。写学术著作必须价值中立，要尽量感情淡化，而写这杂文随笔不妨“笔端常带感情”，无须有意掩饰自己的好恶，既不需要引经据典，也用不着查找文献，全部文章都是一挥而就，有感想时一天可以写两三篇，最高峰时一天能够写上万字，称心而谈、纵意挥洒，往往兴会淋漓便下笔不能自休，它们不仅真实地展露了我的气质个性，也真切地表现了我心灵的诚实。

其实，以往我是个精神上的软蛋，很少公开表露自己的思想情感，打从念小学起，历次政治学习和大会表态，我都尽可能沉默躲闪，偶尔还言不由衷。

记得“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小学所在的班级吃“忆苦思甜”饭，大家吃的是野菜米糊，那时我家里也常吃这种东西。那顿饭没让我“忆”起旧社会是如何“苦”，也没让我“思”念新社会有多么“甜”。回家后妈妈问吃得怎么样，我随口说“和家里吃的差不多，我看万恶的旧社会也不见得那么苦”。话音刚落，脾气暴躁的父亲马上给我一巴掌，一向护着我的妈妈也骂我瞎说。此时父亲动不动就戴高帽挨批斗，外人要是听到我这样胡说八道，他岂不更要罪加一等？晚上父母都神情严肃地警告我：“在外面一定要说旧社会劳动人民当牛做马。”父亲还特地告诉我说，政治学习不能抢先发言，大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隔三岔五父亲都要提醒我：“抄写马恩列斯毛语录，千万不能颠倒了句子和写错了字，写完后要反复读几遍才能拿出来见人。”从此，无论家庭里，还是学校中，抑或社会上，我都不敢表白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不敢袒露自己的真实情怀，更不敢说出自己真实的所思所想。中小学时的作文不是批“工贼”刘少奇，就是批林批孔批邓，再不就是感叹自己是多么幸运、多么幸福，如“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们茁壮地成长”，又如“我们的生活像倒吃甘蔗——节节甜，我们的日子像上楼梯——步步高”，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其实，我出生不久就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上小学后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到东方的“红太阳”落土之前，我一直饱受饥饿的折磨，十几岁看着想吃的东西还直流口水，莫言先生写过他早年的饥饿感，道出了那个时代青少年的共同感受。别说什么“茁壮成长”，能活到今天就算是“福大命大”。不过，当时称自己的生活“节节甜”，并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也不觉得有什么别扭虚伪，周围同学的作文都这么写，他们口头上也都这么说。

起初是心怀恐惧不敢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逐渐自己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情实感；起初因害怕而不诚实，逐渐就习惯了自己的不诚实。参加工作后这二十多年来，所在单位每年都要交一次个人年终总结，我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开头“政治表现”那一栏里，差不多填的都是“赞成……”“热爱……”“支持……”，像小姐叫床一样，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性反应。我至今也没有见到有谁填过“不满”或“反对”，但我私下常常听到很多人对时政骂娘，可见“赞成”“热爱”云云并非都是发自内心。这一方面表明很多人被精神强奸，另一方面表明被强奸者比较配合。人这种动物与鹦鹉相去不远，你反复向他强行灌输什么他就会说什么，时间长了便习惯成自然。尽管有时心里对上面的说教不以为然，但嘴上照样与“主旋律”保持一致。六十多年来，这种心口不一的撒谎，成了中国读书人的潜意识或下意识，所以大家对自己的不诚实，没有“道德的焦虑”，没有人格分裂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