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少数人不诚实，那是个别人的品性问题；如果是一代人不诚实，那就是我们的文化或体制问题。整个社会都缺乏诚信，那么多精英都不诚实，上下都在糊弄撒谎，连弱智也清楚症结何在。要想获得体制内的工作和官方的奖励，就只能无条件地“赞成”、“热爱”、“拥护”，这是行政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必须上交的“精神纳税”——不交出自己的灵魂，就得不到体制的好处。在这种卑微的生存环境中，每个人都在为如何乞讨嗟来之食而绞尽脑汁，还谈什么诚实，还讲什么尊严？

去年我在论文集《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的自序中说：“从识字的时候起，我所看到的文人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在唱赞歌，所读到的论文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在为长官意志辩护。我们学校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当年在课堂上给我们大讲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国家从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之后，他又在我们文学院教师大会上大讲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明朝张溥感叹‘文人何常，唯所用之’，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稍有道德感的人一旦撒谎，一定会长期受到良心的折磨，而一个学者一生都言不由衷，大家居然都自我感觉良好。”

罗素曾这样评价莱布尼兹：“他最精妙的思想要是不能给自己博得声誉，他就会把记载这些思想的文章锁在抽屉里，他所发表的都是蓄意讨王公后妃们嘉赏的东西。”尽管他具有常人勤勉、俭朴、节制的美德，尽管他是“一个千古绝伦的大智者”，但他这个人并“不值得敬佩”。用罗素这个标准来衡量，神州大地上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大多数所谓教授专家，岂止“不值得敬佩”！这些年来学术界和艺术界拿出来露脸的，大多是“讨王公后妃们嘉赏的东西”，而且学术界、艺术界也只擅长于“讨王公后妃们嘉赏”。我们既没有创造“精妙思想”的才智，也没有精神上的勇敢，更没有思想上的诚实。

“诚实”就是不自欺也不欺人。先儒将“诚”提升到了存在本体论的高度，《大学》《中庸》多次强调“诚”之于人的重要性：“诚于中，形于外。”“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由“诚”而“明”也好，自“明”而“诚”也罢，“诚实”不可能通过教化来实现。就每一个体而言，“诚实”来于高贵和尊严；就全社会来说，“诚实”来于公民意识的觉醒。这二者又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公民意识的觉醒必然带来尊严感的增强，臣民则一直与奴性连在一起，而奴性正是我们不诚实的根源。公民社会的公民才敢对强权说“不”，专制社会里的大臣被杀时还得喊“谢主隆恩”。撒谎拍马和阿谀奉承，主要是奴才的生存技巧，是内心怯懦和恐惧的外现，诚实和坦荡则是免于恐惧后的自由，是勇敢精神和高贵人格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