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要做到“人情练达”，比获得瑞典的诺贝尔奖还难。譬如，仅仅是何时何地才能表现出高兴的神色，以及如何把高兴神色表现得恰到好处，像我这样的人一辈子也学不会，所以在人生的舞台上一辈子就“演”不像。哭不能是由于悲伤，笑也不能是因为喜悦；该哭而不哭，那就是哭不得其道；不该笑却大笑，那就是笑不得其时。即使有了值得高兴的事，也不能马上就把高兴写在脸上，要是“喜形于色”，人家就说你为人轻浮，要是面露笑颜，人家就会骂你“满罐不荡半罐荡”。

我恰恰就是喜欢“荡”的那种“半罐子”。

小时候我一遇到点喜事就手舞足蹈，一小有成绩就得意忘形。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那时在学校里好像还能够读点书，一次在学校大会上我受到校长表扬。对于我这种顽皮的学生，能够得到校长的表扬，比今天女孩子被刘德华拥抱过还要激动。一放学我就屁颠屁颠地“飘”回家，还没有进门就激动得大叫，想让对我失望至极的父母高兴高兴，当然也想再得一次父母的表扬。没曾想父亲一见我那个样子，就狠狠地“赏”了我一巴掌，打得我脸上火辣辣地发烧，从大叫马上变成了大哭。父亲还骂我是“半罐子”，是“轻骨头”，并骂我成不了“大器”。我挨父亲的打是家常便饭，但只有这次挨打觉得最委屈最伤心，有时挨打是由于做事偷懒，有时挨打是由于在家里偷钱，有时挨打是由于耍赖调皮，这些打多少还算“事出有因”，可这次挨打竟然是由于“受表扬后心情特别高兴”！

对父亲这次无理的打骂，我至今都没有办法原谅他，也至今看不出他对在何处。小孩受表扬后兴冲冲地回家报喜，为什么就成了“轻骨头”？高兴了就大叫大笑又蹦又跳，这大概是小孩的天性，如果有喜事还要像个闷头鳖，那肯定违反人之常情，干了一件得意的事就舒心地大叫大笑的孩子，为什么日后就成不了“大器”？当然，我倒是应验了父亲的判断，的确没有成什么“大器”，没有在事业上混出什么名堂，没有在仕途上弄个一官半职，甚至在家里也只是个“副家长”，但这与我干了件得意的事就十分得意毫无关系。率真外向容易冲动而成就大业者，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比比皆是。李白接到皇帝诏书时已人到中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你瞧他那忘乎所以的样子！《列宁在1918》中列宁讲演的神气，远非“手舞足蹈”所能形容！当作出了人类重大的发明时，很多科学家都激动得全身颤抖；当写出了杰出的乐曲、伟大的诗歌和小说时，不少音乐家和作家都泪流满面。按我们传统的做人标准，这些人都是“器小易盈”，都失之轻浮而不沉稳！这就是我们所推崇的做人准则——

有了喜事，定要满脸苦相，不然便是轻狂；取得成绩，务必低眉落眼，否则便无器量！

按这种准则做人只有两种结果：要么虚伪矫情，要么压抑郁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最有雅量的典型：

谢公与诸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世说新语·雅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