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格特鲁德除了忙于写作、社交与摆摆姿势让毕加索为她画像之外，也在和利奥商议后买下了画家马蒂斯的作品《戴帽子的女人》，这幅与《奢华、平静与快感》《生活的欢乐》都是画家当年参展秋季沙龙时广受恶评的作品，除了画风被形容成如同野兽般之外，更被视为是对观者的侮辱，如同“将油彩泼到大众的脸上”。百年前，要观众接受鼻梁上一道绿色油彩，脸庞杂色率性的女子画像，本非易事，更别说购买了。虽然价格并不高，但格特鲁德要拿美国家产的出租所得来买这件备受疵议的画作，也是需要敏锐的决断力的。在争议与肯定的拉扯中，野兽派艺术家自此进入昂首而立的时代。与美国其他在欧洲的收藏家（古根海姆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巴恩斯等）或艺术赞助者相比，斯泰因家族所关注的对象更偏向于当时的前卫人士，而不分创作的题材和领域。这一点在《爱丽丝·托克勒斯的自传》中有许多风趣机智的叙述，由此可以管窥出格特鲁德对于艺术在时代变化中的睿智洞察力。

格特鲁德也把她对画家塞尚的认知印证到她的写作中，塞尚是反复观察物体，将形与色在不同空间、不同视点中和谐呈现，她则是让文章中的每字、每句、每一标点符号、每一段落、每一空白，都是一样的平等、一样的重要。当她与兄长们将购入的艺术作品分家时，她要了塞尚的全部画作，除了一幅利奥坚持不肯放手的画着五粒苹果的静物画。的确，她的写作强调当下与现在，不用常规的文法结构，用她感觉自由的文字书写，文字如同发展进行中的旋律，重复、穿插、流动……印证了她“达达之母”的称号。

本书作者以不同时空、不同女性与艺术家的身份撰写信件，写给二十位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艺术家，宛如格特鲁德当年汇聚各方艺文精英的艺文沙龙。这本纸上文字沙龙，包含了很多轶事和艺术家的小故事，由现代绘画之父塞尚开始，以印象派女画家莫里索结束，其中涵盖印象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装饰艺术、分离派、新艺术运动、未来主义、抽象主义、风格派、达达运动、超现实主义等各流派的精英。其中十四位是男性艺术家，六位是女性艺术家，问答之间，借着文字，重现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也遥向对当时爱艺术、爱文学的格特鲁德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