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文革”时她的东西已卖得差不多了，住房也从原来的五大间收缩成了一小间。但爱美之心仍在，总是把房间收拾得窗明几净，花瓶里插着求我给她做的几朵纸花。

她依然自尊。母亲想接济她，知她必不肯受，就对她说想请她过来帮忙照看姐姐的孩子，每月贴补她几块钱。她很高兴地答应了，并认真地忙活着，还时常把孩子抱到她屋里，竭尽所能地为孩子弄好吃的。母亲慨叹地说，照这样，这几块钱帮不了她，反倒要让她贴补孩子了。

母亲去世后，南屋二姨的头发一下子全白了。她学会了糊纸盒，每天从街道领回一些料，从早上糊到深夜，一分钱一分钱地挣来吃饭。

我结婚的时候，她送我一个大纸箱子，上面贴着花纸。她赧然地说：“我没钱买花纸，不然我可以给你糊个更好的。这里面的硬纸胎，是我从商店里要来的包装冰棍儿的纸盒，用它们给你糊的。”又拿出三条手绢，一条大的，男人用的，还有两条小的，说：“你结婚，我送不出别的了。”说着，她哭了。我也哭了，为我实现不了的儿时承诺，我一直没有忘记，四五岁的时候，我曾答应过她，在她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时候，我要养着她。

再后来，南屋二姨走了，和她侄女一样，吃了过多的安眠药。据说她走时脸色很安详。

她走的前一天晚上，过来看了我的妹妹，并把一个精致的小花瓶送给了妹妹，对妹妹说，这是她最后一个小花瓶了。妹妹爱不释手，惊喜地谢了南屋二姨。后来妹妹告诉我，当时南屋二姨很安慰地对着她笑了，但眼里含着泪。

那时我还在五七干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