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收到复试通知，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了。一方面，我有了一定的信心，尽管那时还不知道初试的成绩，但毕竟证明我能与大学毕业生一争高下，离大学的目标又近了一步。另一方面，复试时肯定会侧重于专业，而这一方面我的知识几乎是空白。当时规定参加复试的考生可以向单位请十天公假，我向党支部书记提出，他爽快地答应了，还说如果时间不够可以再通融。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根据历史地理专业的要求复习，只能去上海图书馆找资料。到那里的参考阅览室后才发现，里面坐着的大多数是考生，报考复旦大学的占了相当大部分。当天下午，我正在看《中国历史地理要籍选读》时，有人过来问我，是否报考历史地理专业，得知他也是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但是世界史专业。他又给我介绍了两位报考历史地理专业的考生——顾承甫和杨正秦——后来是我的同届同学。询问我的是顾晓鸣，以后是我们同届研究生中的活跃人物。交谈中我暗自吃惊，他们都毕业于复旦大学，顾、杨两位还出自历史地理专业。但到这时也顾不得多想，只有临阵突击，多多益善。复试前上海连续高温，正好那年我的新家买了一架华生牌台式电风扇，那还是通过在市百一店工作的我的岳父托熟人买到的。晚上在斗室中复习，有风扇降温，在当时已属异常优越。

到了复试那天，我早早来到复旦大学，找到大礼堂（现在的相辉堂）。所有考生的笔试都集中在礼堂内，按专业分组，我们坐在靠主席台前的左侧。座位前没有桌子，只有一块翻起来的搁板，写字很不方便，有的搁板还吱吱作响。幸而那天气温不是很高，几百人集中在礼堂内还不算太热。主持的老师（后来知道他是研究生处的杨波洲）坐在台上，用他的宁波普通话宣布：“现在开始考试。”各系的监考老师给考生发下试卷，并在周围巡察，我们专业来的是周维衍、邹逸麟。上下午各考一门，小题目已记不得了，大题目是《史记?货殖列传》中一段话，要求今译并论说，另一段大概是《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论述明朝建都北京的。题目中没有什么意外，考下来自我感觉还不错。走出考场，见外面等了不少人，都是考生的家属。有一位女士手持保温瓶，里面装着冷饮；有的立即送上毛巾、扇子；有的问长问短。这也难怪，听说好几对夫妇将夫妻团聚、迂回上海或另谋出路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次考试上，能不格外重视？

第二天是导师面试，因为我们的导师谭其骧教授正住在龙华医院治疗，周维衍通知我们早上到复旦的大门口搭车。次日五位考生会齐，我第一次见到毕业于福州大学探矿专业、来自湖南岳阳煤矿的周振鹤和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来自浙江长兴的周曙。我们搭乘的是学校一辆厢式货车，先要送毕业生行李去秣陵路铁路货运站，然后再送我们去龙华医院，不仅花了很多时间，而且坐在货厢中一路颠簸，疲惫不堪。周维衍与邹逸麟让我们五人抽签决定次序，周曙抽在我前面，但他被颠得脸色苍白，急需休息，自愿与我对调。

事先只见过谭其骧先生的照片，走进他的病房才第一次见到，想不到正在治疗中的他精神很好，声音洪亮。他很随和地问了我的经历，然后问我看过什么书，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在我提到钓鱼岛的归属时，他又问我可以举出什么证据，我尽自己所知谈了。其他还谈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但从以后我们五人都被录取看，大概主要是了解我们的情况，而不是严格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