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试过后，我感觉到成功的希望很大，开始担心学校能否同意我离开。我在古田中学已工作整整十三年，负责学生的管理工作已近十年，开始是管“差生”，后来又当了“红卫兵团”辅导员，团组织恢复后改为团委书记。从学校的领导、师生，到周围街道里弄的干部和居民，所属公安局、派出所和附近单位，几乎都知道我——只要找到我，古田中学再厉害的学生也能制服。“文革”期间秩序再乱，只要我在场，学生就不敢闹事。“文革”结束后，我于1977年“五四”期间被评为闸北区团员标兵，接着又被评为闸北区先进教师，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相当于市政府）评为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妥。想不到党支部书记曹德彬告诉我：区教育局钟一陵局长明确表示，如果你能报上研究生，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也说明国家更需要你，学校应该无条件地支持。记得当时的报纸曾发表过多篇评论，强调要“不拘一格”招收研究生，要求考生所在单位不得留难。但还是有不少考生因种种原因，或无法报名，或受到“政审”或“鉴定”的影响，或者因单位不许离开而放弃。比起他们来，我实在是幸运的。

10月初，我收到复旦大学发出的录取通知。这时曹德彬告诉我，他早已肯定我会被录取，并提前向区教育部做了汇报，对接替我的人做了安排。原来复旦大学派往古田中学对我做政审的教师孙锐，在闸北区读中学时曾在课余到区少年宫服务，那时曹德彬是少年宫主任，认识了孙。遇到熟人，孙向曹透露了我考分居全系第一的底。此事在我所在的中学和闸北区中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本来认识我的人就不少，加上我是该区中学界唯一的市人大代表，一时间产生了不少传说。第二年，中学教师中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大增，其中也包括没有大学学历的。后来我曾经遇见其中一位，他也考上了研究生。他告诉我，1978年他没有敢考，但得知我的情况后，下决心在1979年报考，终于如愿以偿。我的高中同学得到消息，纷纷与我联系。他们有的是“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1978年时担心自己没有上完大学课程，怕考不上，所以没有报考。有的是“老三届”，“文革”中进了工厂，没有上过大学。听了我的介绍后，就开始做报考准备，并经常来我家复习政治和英语，第二年都考上了，现在都是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

10月下旬，我到复旦大学报到，搬进了第10号宿舍楼210室。同室六人，除了周振鹤与我以外，其他四位是李妙根、施忠连、汤奇学、吴嘉勋，都是历史系中国思想史方向的，导师是蔡尚思教授。汤奇学本是本校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尚未毕业，提前报考。吴嘉勋是“文革”期间的中学毕业生，原在宝山县粮管所工作。

在我们这届研究生中，没有上过大学的有好几位，原学历最低的只相当于初中。有几位是尚未毕业的工农兵学员，还有的是“文革”期间的外语培训班毕业的，如国政系的王沪宁。同学间年龄也相差很大，最年长的出生于1939年，最年轻的大概出生于1957年，比我小十二岁。当时的政策，凡原来已有工作的可保留关系，仍在原单位发工资，每年由学校发一笔书报费。我继续担任市人大代表，直到五年任满，王沪宁等经常戏称我为“代表”。一位理科的女同学不仅是市人大代表，还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不知是否有同学称她“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