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夏，我陪同尔均又一次来到海棠花仍在盛开的西花厅。多年未见七伯、七妈，尔均心情分外激动，伯伯、伯母也很高兴，花了半天时间和我们畅谈。

尔均告诉伯伯，他这次出差来京的主要任务，是向总后机关汇报本单位“肃反”运动的情况。听到这里，伯伯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他让尔均谈谈具体情况。尔均在汇报时列举了一些具体数字：他们单位查出了多少反革命分子、多少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多少人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等等。伯伯听得很仔细，中间又转过头来问我：“你们海军文工团也搞肃反吗？也查出有反革命吗？”我说：“是，不过我们那里查出的问题好像不多。”伯伯皱起浓眉，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西南地区解放得晚，国民党残留的特务、土匪、恶霸多，开展肃反运动很有必要，查出问题也是正常的。但是，你们毕竟是部队，尔均的部队也只是一个军级单位，不应该有那么多反革命，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如果搞扩大化了，会伤害很多人，关系到他们的政治生命。”他接着问尔均单位主要领导人的名字，听后摇摇头说：“我不很熟悉。这样吧，尔均，你把我上面说的话转达给他俩，就说这是我周恩来的意见！”

伯伯的吩咐让我和尔均都感到很意外。我已经听说过，伯伯从来不让亲属传他的话，也不准替人转信或传话，这是周家的一个重大原则，伯伯这次为什么会破例呢？尔均没敢多问，回到重庆，立即给本单位党委书记、政委卢南樵（后任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第二炮兵副政委）作了汇报。南樵同志立即召开党委会，传达学习周总理的指示。这次党委会作出了一致决议，认真贯彻落实总理指示，及时纠正了偏差，避免了肃反扩大化。

北京当时正要召开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伯伯让人拿来两张开幕式的票亲手送给我俩。伯伯说：“也没什么好招待你们的，送这两张票子，你们明天一起去看吧。”又特别交待了两条：“一，这票子不要送给别人；二，要坚持看到底。”

这是解放后第一次举行全国性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座位很好，紧挨主席台。可是，我俩对有些体育项目的兴趣不是很浓厚，又是久别重逢，相处的时间宝贵，有些坐不住。看了一会儿，尔均说：“后天就要回重庆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咱俩去照张相吧！机关同志托我带的东西还没去买。”这话正中我下怀，我立马就站了起来：“走。”

我们都忘了总理的谆谆叮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