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们又到了西花厅。伯伯笑着问：“你们见到毛主席了吧？”

我莫名其妙：“毛主席？没见到啊。”

伯伯说：“怎么，你们没去看开幕式？”

我突然想起总理的叮嘱，有些惭愧：“我们没看完就走了。”

伯伯苦笑着叹了口气说：“你们这些孩子啊！”

七妈在一旁解释说：“你们伯伯对党和国家的机密，总是守口如瓶，从来不和我说，我也不问。他知道毛主席要去看运动会，因为有事，中间才能去，但伯伯又不能事先告诉你们，只好预先给你们打招呼，叮嘱你们坚持到底，是想给你们一次亲眼见毛主席的机会。”

那时候，人们能有机会去一趟北京就很不容易，要想见到毛主席，更是千载难逢。这件事，我们自然后悔不迭。

伯伯还问我们，退场后票是怎么处理的，我们说门口等票的人很多，送给他们了。伯伯批评我们缺乏安全观念，因为我们的位置紧靠主席台，不应把票随便送给不认识的人。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总理对后辈的爱护，也体会到了他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保密观念和对毛主席的尊敬。

上面谈到的两件事表面上没有什么关联。但在时过境迁、有了更多人生阅历的今天，我感觉到它们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当年，伯伯对毛主席的尊敬，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同时他对建国后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左”的做法，是有不同看法的。他一方面不得不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已经做出的决定，另一方面在他力所能及范围内，尽力把造成危害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特别是把保护干部和群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一滴水知大海。伯伯对尔均单位“肃反”运动的迅捷反应和特殊处置，虽属个例，却鲜明地反映出，在面对类似重大问题时，他复杂的内心活动和坚守的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