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我参加了伯伯的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本上都到齐了，但毛泽东主席没有出席。为此，追悼会还推迟了一段时间，但最终没有等来，大家都很失望。后来才听张玉凤说，毛主席当时也因重病无法正常行动了。

我是坐着参加追悼会的。因为胃疼又犯了，根本无法直起腰。秘书让警卫给我找了个小凳。追悼会现场一片悲痛肃穆的气氛，许多人哭出声来。小平同志致悼词时也一度呜咽，说不出话。

追悼会结束后，七妈邓颖超把我们亲属召集到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谈了半个多小时的话。尔均和秉德约定，他俩当时做了记录。

七妈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癌症终于夺去了你们伯伯的生命。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他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曾抬起身来对我说，我们俩的骨灰都不要留。这是我和恩来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我们国家在对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都是土葬的。50年代，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倡议下，许多高级干部签名，决定死后实行火葬，这是对我国几千年旧风俗的重要改革。1958年，你们伯伯首先把他逝去的父亲，我把自己死去的母亲以及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还把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做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俩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从土葬到火葬，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到水里可以喂鱼。

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做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曾经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你们伯伯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

从感情上你们很难过，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伯伯虽然肉体不存在了，但他的骨灰在祖国大地河流里作为肥料，为人民服务，物质不灭，生生不已。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人民服务。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个行动。他的遗言我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得到毛主席的批准，这使我得到最大的安慰——他的心愿已经了却了。

今天，我重温七妈的谈话，回忆当时的情景，更深切地体会到，她老人家在经历如此巨大的悲痛之后，思想条理仍然十分清晰，谈话充满了强烈的革命情感与深刻的政治远见，饱含着对晚辈与后来者的关心与期望，是一篇具有高度思想政治性与深远教育意义的谈话。

离开人民大会堂前，七妈拉着我的手说：“在军哪，你看了病马上回干校，不要留在北京。在心里头纪念伯伯就行，不要戴黑纱。”

七妈的话我什么都可以听进去，但是不让我戴黑纱，我听不进去。可是我不能顶撞她，也不能不按她的话去做。她比我站得高，看得远，我更感觉到当时政治局面的严峻。此后，我的胃痛莫名其妙地好了，去301医院照片检查，胃没有穿孔，最后诊断为胃痉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