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满21岁时，我的人生资历提了一级，当了母亲。

有了孩子，夫妻依然分居两地，实在不便。我同尔均商量后，下了决心，转业到北京，开始找工作。

1959年7月的一天，我来到位于西长安街的广播电台大楼，走进了“考场”。

主考官是著名播音员夏青老师，考官有四五个人。我对自己的长相一直很有信心，进屋后，从他们的眼神里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可是，广播电台的人员不需要与观众见面，长相并不是一种明显优势。他们让我对着话筒念一篇报纸上的文章。我嗓子音色本来就不错，又练过发声，他们一听，有人就说，“哎，声音很好。”可是再一细听就不行了，发现我的普通话不够标准，z、zh不分，n、l不分。中央电视台正在试播阶段，电视台对发音的要求似乎不像电台那样高，夏青就建议：电视需要形象，她长得漂亮，是不是推荐到电视台，发音差点可以锻炼一下。

从此，我走进了中央电视台，一干就是五十多年。

刚去的时候是当播音员，还剪了辫子，烫了头发。后来我查看《中国电视发展史》，发现自己的播音员资历还挺老的，应该是中央电视台继沈力之后的第二任。当然，我这个播音员当得有些名不副实，因为新鲜了没几天，我就认定自己不适合干这一行，主要是背稿子太费劲，不光要背，还得纠正自己差劲的发音。这使我心理负担挺重。我虽然当了小母亲，但另一方面，性格中的调皮并没有改变多少。于是，三天两头我就说自己感冒了，嗓子不好，逃避播音。

罗东是电视台第一任副台长，也是直接管我们新闻这块的头儿，他很清楚我的鬼把戏。强扭的瓜儿不甜，在罗东的关照下，我被调到了音响组。

音响组很对我口味。干的活很有意思，就是根据影片内容，分段掐准时间，选配符合情绪的音乐，相当于现在的音乐编辑。虽然是技术活，但边工作边听音乐，我很喜欢。工作不紧张不乏味了，我又变成了小野马，整天欢蹦乱跳的。电视台设在四楼，只要一去，我能从楼底下噼里啪啦又跳又唱地蹦上去，弄得人们有意见，可自己却不知道。后来熟了，语言组的大哥大姐就说了：小邓，你人不到，声音先到。你得照顾一下别人，周围的人在那儿翻译，都要安静的。

没过多久，文艺组缺人，我又被调到了文艺组，成了编导，从此再没改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