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十分担心文艺界的处境，而他又回天无力，想必是通过组织《东方红》的演出，正面颂扬革命成果，颂扬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从而影响和改变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不良印象，使中国的文艺界得以避免一场灭顶之灾。总理可谓用心良苦。他的这种政治考虑又极其微妙，当时不可能给谁明说，但在有意无意之间也曾有过某种流露和暗示。比如，在研究《东方红》的总体构思时，对如何表现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曾有过不同的想法。总理主张突出秋收起义，淡化南昌起义。罗瑞卿同志则一再坚持，应该重点对南昌起义做正面表现。陈毅老总也在一旁附和说：是啊，总理，南昌起义还有我一个嘛！最后，总理非常严肃地说：罗瑞卿同志，你如果非要表现“八一起义”不可，那只有一个表现办法：就是批判我周恩来嘛！这样表现就可以，正确路线是毛主席嘛！总理说到这个程度，陈老总和罗瑞卿同志不好再坚持了。所以，我们最后从舞台上看到，“秋收起义”有专门的一场设计，而“八一起义”则完全淡化，只留下了一句话：“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为了国家安定和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为了保护文艺界的精英，恩来伯伯真是煞费苦心，用尽了心机。遗憾的是，尽管如此，中国的文艺界也只是短暂地推迟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两年之后，“文革”还是发生了，文艺界最终还是被认定为“藏污纳垢”之地。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另一件事：60年代前期，伯伯在西花厅同我谈话时，卫士兴冲冲地过来说：“总理，天津发现了你当年写的一些诗词，送来请你过目”。伯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看，拿去烧掉！”我们当时感到很可惜。后来细想，伯伯早年是很喜爱旧体诗词的，而且在这方面有着过人的创作才华。他十八岁时写下的《相逢萍水亦前缘》和十九岁时所作的《大江歌罢掉头东》，都是才情横溢、在字字珠玑中展现过人抱负的诗词精品。但是，后来再也没有看到他写的任何一首旧体诗词。如果说，战争年代因戎马倥惚没有写诗的时间，可是建国以后二十多年，他在这方面同样没有片言只字，写下的仅有两三篇白话诗。伯伯逝世后，我们倒是欣赏过他亲手抄录的李白和沈钧儒的诗句，说明他对旧诗词的爱好并没有减少。我想，伯伯之所以这样做，他那句“我不看，拿去烧掉”的胸有成竹的回答，同他在审看《东方红》大歌舞时力排众议、突出秋收起义、淡化南昌起义的决定，同出一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东方红》的转播获得了极大成功，我受到台里的多次表扬，同时，自己在艺术和政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